在四川巴中城南，有一座中国最大的红军碑林，在近5000块花岗石碑上，铭刻着超过13.8万红军将士的名字与功勋。

这座 “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的建成与现任碑林纪念馆名誉馆长张崇鱼密不可分。从1992年起，张崇鱼和同伴们遍访全国搜集红军名录并筹集捐款，用20多年时间，行程70逾万公里，搜集到约15万名红军名录，并在四川省和巴中市政府的支持和资助下，将碑林建成。

有人将张崇鱼的寻访之旅，誉为“碑林长征”。而时至今日，80岁的张崇鱼仍在巴中周边搜集红军名录及事迹。近日，深读（微信ID：shenduzhongguo）记者入川探访老人张崇鱼，倾听他和红军碑林的故事。

山顶碑林 镌刻13.8万红军姓名

10月25日的巴中刚刚降过雨，位于城南南龛山顶的将帅碑林纪念馆内的银杏越发明净、灿黄。

馆内矗立着川陕苏区红军将士英名纪念碑和红军纪念碑，并建有纪念像园。其中坐落着包含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要将领的大型立体石雕。

以纪念像园为中心，向左右依山就势而建的，是三处全长约800米，宽6米的碑林长廊。作为碑林的主体工程，长廊顶部为金黄色琉璃瓦，其中近4000块纪念单碑上，刻着红军将士的姓名、头像、简历以及亲属或捐建者姓名。

除个人单碑外，也有数百块刻有红军英名和烈士名录的石碑，与单碑一起，共同镌刻着逾13.8万红军将士姓名。

66岁的吕欣驰和64岁的妹妹专程从沈阳和北京赶来，在他们的父亲、红四方面军少将吕黎平的石碑前献上一捧黄菊。尽管这块父亲的花岗石碑已在巴中矗立多年，这对姐妹还是首次前来祭奠。

几年前，一位云南武警消防总队的将军在参观将帅碑林纪念馆时，发现纪念馆存在困难，于是根据相关名录，捐资为素不相识的红军将士们立碑，名录中就有少将吕黎平。

多年之后，吕欣驰的朋友偶然来此发现了这块石碑，作为女儿的吕欣驰这才知道，原来在距父亲祖籍江西兴国县千里之外的巴中市，这片父亲当年曾浴血奋战的地方，还立着一块父亲的碑刻。

参观过将帅碑林之后，吕欣驰感慨地说：“很感动，做了这么多工作，真不容易。”

吕欣驰所谓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指将帅碑林的倡建者张崇鱼走访全国，遍访红四方面军老红军的过程。

见到张崇鱼时，80岁的他前天夜里刚从四川马尔康回到四川成都的家中。这趟原本与妻子、女儿的自驾游，又被他用来寻找老红军名录。

据其女儿介绍，趁妻子、女儿休息的半天，他跑去马尔康的民政局和档案馆，又找到了800多名红四方面军老红军的名单。

趁谈话中张崇鱼离身的间隙，张崇鱼的女儿张柳对记者说，能否帮忙劝劝老人，别再四处跑了，毕竟八旬高龄了。

张崇鱼表示，除早年搜寻到的这13.8万红军名录外，近两年他又四处搜集到了2万多名红军信息名录，实际约有十五、六万人。目前，该数字仍在缓慢增长。

为红军立碑 缘于青年时期埋下的种子

张崇鱼对红军的情感，始于青年时期红军战士的感染。

20岁那年，在巴中中学读高中的他听了一场长达4小时的报告。一位老红军在向全校师生讲述红军长征精神期间，撩起了衣服，露出了胸部、手臂和头部等多处伤疤和弹孔。情难自禁的老战士哭了，现场包括张崇鱼在内的一千多名师生也哭了。

再一次为红军精神震撼时，张崇鱼已年近五旬。他在成都偶然见到了巴中籍的一位师长。对方在1947年的沙家店战役中，被打断了八根肋骨，并被评为战斗英雄。

解放后，这位师长又去了新疆，在新疆建设兵团一干就是20多年。这位师长给张崇鱼讲述了许多红军故事，老战士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深深震撼了张崇鱼。

红军情节在张崇鱼青年和中年时期埋下了种子。

1992年，正值红军入川60周年。时任四川省巴中县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的张崇鱼，参加了相关纪念活动。

1932年，以鄂豫皖为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经陕南进入四川巴中通江两河口，并在巴中驻扎了很久。而川陕苏区，也被毛泽东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

红军入川60周年的纪念活动，激活了青年时期埋藏在张崇鱼心底的情感。身为巴中人的他开始思考，

该用何种方式来缅怀和纪念红四方面军呢？

他突然想到，在自己1985至1990年任四川省巴中县平梁区区委书记时，凭借搜集的中外书法家两千多幅手迹，在巴中建成了中国书法第四大碑林的事。既然书法都能建成碑林，那么红军将士可否通过建设碑林来缅怀呢？

张崇鱼说干就干。可当时既无人物资料，也无资金，除了想法，其余都是两眼一抹黑。

说来也巧，张崇鱼偶然得到一本《红四方面军人物志》，其中介绍了两千多名老红军当时在地方和部队任职的信息。他如获至宝，于1992年8月，依据书中的线索，自费800多元，陆续发出3000多封敬告信。他在信中敬告广大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及家属，为缅怀红四方面军，决定在巴中为老战士树碑立传。

发敬告信有两个目的，一是找人，二是筹集资金。

由于当时大量红军老战士健在，不少人对立碑一事很感兴趣，便回信表示支持。

由于信件的往来，张崇鱼联系上两个关键人物——原国防部长、上将张爱萍和上将尤太忠。其中，张爱萍给张崇鱼题写了“川陕苏区将帅碑林”几个大字。而曾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的尤太忠，则在病床上为张崇鱼写下了1300字支持建设将帅碑林的序言。

巴中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也很支持张崇鱼建将帅碑林的倡议。1993年9月，四川省政府发出文件，表示同意在巴中建立川陕苏区将帅碑林。

有了这份文件，张崇鱼如获至宝，他带着这份文件的复印件，和几份有关部门开出的介绍信，开始四处走访搜集红四方面军老红军的信息。

张崇鱼彼时已57岁，有人劝他：“一把年纪了，还搞个啥？”

“我还要搞到80岁呢！”

寻访之路“太委屈” 被当骗子审问

“太困难了！”

张崇鱼首先面对的是经费问题。由于没有专项资金，为红四方面军老红军立碑主要靠其本人或家属捐资：如果老战士想给自己立一块单碑，则需要自愿捐资三、五百或千元。无论将士还是军官，所立石碑均同等大小。

也有少量非红四方面军的老红军战士听闻后，表达了立碑意向，张崇鱼也予以满足。

先根据老红军提供的简历，张崇鱼等人再拟好碑文，待老红军或家人签字确认后，他们就为其刻碑立碑。

单碑立好之后，再拍成照片寄给对方。如果对方不愿立成单碑，则将其姓名刻在合碑之上。

也有一部分单碑是免费立的，主要针对于红军时期的重要人物、将军等。不少老红军将领后人听闻后赶来参观，还进行了补捐。期间，也有部分单位和个人，受感于张崇鱼等人的行为，出资为素不相识的红军将士建碑。

张崇鱼等人外出寻访的经费，主要源于红军将士的捐资。为节省开支，几次进京寻访时，他们都住在海军大院附近几块钱一晚的地下室里。

清早六七点起来，吃点馍馍就出门了，直到夜里八九点才返回驻地。大部分时候，他们的午饭都在老红军家里解决。

与张崇鱼外出寻访的工作人员曾告诉张崇鱼的妻子王克珍，张崇鱼在外时常“一根红薯就解决问题”。

1994年赴上海寻访，因为住不起正规宾馆，张崇鱼一行刚出火车站，就被人收走了证件，带至一家由两个彪形大汉把守的黑旅馆中。

身处异地，势单力孤，一行四人只好在那个连上厕所都要过马路的旅馆中住了一宿。

在沈阳寻访期间，张崇鱼生病输液。稍微好一点，他又立即出发寻找老红军。

更大的困难来自信任。在那个电话尚未普及，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想要自证身份也是一件难事。

1996年寻访重庆时，张崇鱼等人在某军队干休所一下找到了五位红军出身的军级老干部，很快筹集了2900元钱用于立碑。

可这笔钱在兜里还没揣热，干休所负责人当夜就找到张崇鱼一行，将他们带至干休所审问，并要求他们退还全部筹款。

直到事后，他们收到张崇鱼垫资为老战士立碑后的照片，并派人调查了解后，才将钱寄了过来。

在沈阳，一位将军的遗孀拿出500元给张崇鱼，让其为已故的丈夫立碑。这事被将军儿子得知后，当晚就带着一个彪形大汉，驾车赶到张崇鱼等人的住所，将其所持的证件、介绍信和500元钱悉数收走，并叫第二天去取。

等张崇鱼次日前去时，却被对方关在屋里审问。尽管张崇鱼提供了电话供对方核实，但始终不被信任。

对方要求张崇鱼，除退还其母亲捐款外，还要再给200元，作为前晚驾车前来的油费。最终，张崇鱼只好出了这笔钱，息事宁人。

类似的事还发生在太原。张崇鱼的寻访，受到一位巴中籍老红军的热情接待。不料儿媳妇回来后，不问青红皂白就报了警。

民警赶来后，查看了他们的证件、介绍信和先前走访老红军的资料，才发觉这是一场误会。

在长沙，张崇鱼的两位同伴在寻访中被送至有关部门审问。即便经过电话核实身份，对方仍不肯相信。直到这两位同伴，找到先前访问过的一位省军区副司令后，有关部门才放了人。

“我们觉得太委屈了！”张崇鱼说，除了被视作骗子，也有人说他们外出是为了游山玩水，这反倒激起了他们的韧劲。

“越是不相信我们，越要干下去，要不还以为我们真是骗子。”

20年170多次寻访 行程70万公里

一路寻访，收获更多的是感动。

张崇鱼回忆，他在一次寻访中住在海军大院附近的地下室。某天半夜，海军原副司令杨国宇专程赶到地下室，送来1000元钱和一幅他绘制的长征主题的画。让张崇鱼等人颇为感动。

同样的感动也发生在武汉。原武汉军区的一位政委让秘书找到张崇鱼一行，提出要为住在地下室的他们换房。张崇鱼等人考虑到已经住下，婉言谢绝。次日，该政委又设宴招待他们，并拿出2000元补助张崇鱼等人的生活。

张崇鱼后来用这笔钱买了棵银杏树栽在碑林纪念馆，作为这位政委认捐的树木。十多年过去，如今这棵树已长得高大挺拔。

一路寻访，亦有红军老战士令张崇鱼感动。

面对前来寻访的工作人员，一位在冶金部工作的巴中籍老红军，拿出了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纪念物——1945年的中共七大党代表证，捐献给碑林纪念馆。而这枚党代表证，事后也被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实际上，除寻访到的13.8万红军名录及相关事迹外，张崇鱼等人20多年的寻访中，还搜集了1.2万余件包含勋章、奖章等在内的纪念物。经有关专家多次鉴定，其中上等级的文物就有近200件。

寻访之路，也感动着红军老战士。

在甘肃景泰县，住着今年99岁的巴中籍老红军女战士刘汉润。当年她随西路军征战负伤，便留在了当地。由于当年随军离开巴中时还很年幼，既想不起老家具体在哪，也不知家中还有什么亲人，于是再也没有回来过。

张崇鱼在寻访中得知这一消息后，专程赶去拜访。为其介绍家乡现况，并找到了她在巴中的亲人。

2009年，在张崇鱼等人的帮助下，92岁的刘汉润得以回到巴中与亲人团聚，并在家乡暂住了半个月。

寻访之路，也帮助很多老红军证实了他们的身份。一位家住成都的老战士，革命时期曾在四川广元给开国中将刘昌毅做过饭，但建国后因提供不了相关证明，其红军身份一直未被认可。

当他得知张崇鱼与刘昌毅有联系时，便通过张给刘昌毅去信，并获对方回信证明，最终助其老红军身份被当地承认。

凭借寻访所得的红军筹款、名录、事迹和纪念物，在四川省和巴中市两级政府和爱心企业的资助下，将帅碑林陆续于1995年开始修建。到2000年，将帅碑林主体完工，前期3000多块碑林齐刷刷屹立于巴中南郊南龛山顶的120亩土地上。随着寻访的不断进行，碑刻数量如今已增至近5000块。

20多年来，张崇鱼等人170多次出访，拜访了6000多人次的红军将士及亲属。70多万公里的累计行程，让他们走遍了全国所有省级行政单位。

如今，80岁的张崇鱼早已从地方人大的领导岗位上退下，仍以将帅碑林纪念馆名誉馆长的身份，将寻访到的红军事迹整理成书。回想起耗尽半生心血所建的川陕红军将帅碑林，张崇鱼感慨：“走在红军曾走过的路上，我觉得我的路没有白走，话没有白说，回忆资料也没有白写。”

有人将张崇鱼等人的寻访，喻为“碑林长征”。在红军后代吕欣驰看来：“这也是一种长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