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发展奇迹持续引起世界的瞩目，新加坡也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争相学习和效仿的对象，从而催生了世界范围内到新加坡培训政府官员的热潮。迄今为止，新加坡已培训了来自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0名政府官员，其中规模最大、最显著的是来自中国的官员。对此，新加坡高等学府甚至专门开设了针对中国中高级官员的中文授课的硕士课程，即俗称的“市长班”。如今，随着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对新加坡经验的重视，“市长班”的发展规模有望进一步扩大。

新加坡作为一个没有腹地和自然资源的小国，其发展历程引起世界瞩目。新加坡政府认为，狮城由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跃升为现代化的城市国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发达国家和世界组织提供的技术性援助。因此，自新加坡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后，新加坡便以“有责任的世界公民”身份致力于分享自己的发展经验和知识，“为世界增值”。在这一理念下，1992年新加坡外交部设立下属的新加坡合作项目（SCP），作为新加坡对外传输经验和技术的统筹平台。迄今为止，SCP总共培训了来自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0名政府官员，这些政府官员来自亚太地区、非洲、中东、东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在这些培训中，来自中国的官员以其规模大和级别高而显得格外突出。从1992年至2013年，约有13000多名中国政府官员来新加坡培训，其人数规模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对中国而言，这一过程也非常不寻常。综观30多年来中国官员海外培训概况，与中国建交仅20余年的小岛国，已然远超美、欧、日等发达国家而成为中国各级干部境外培训的最热门首选。据媒体报道，受训干部上至厅局级高级干部，下至村委会干部。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等新加坡国际知名院校的课堂里，年岁不一、级别不等、口音不同的中国官员早已成为常客，这种潮流几乎媲美几百年前中国沿海百姓“下南洋”的情景。截至目前，几乎所有省和直辖市都派官员到新加坡学习过。在新加坡的官员培训大军中，真正引人注目的还是中高级公务员———就读于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硕士班和管理经济学硕士班，即“中国市长班”的学员们。由于学员大多数是市长或与市长同级别的厅局级干部，且他们当中的许多毕业生已经由市长擢升为省长，由企业的副手升迁为总裁，因此这些课程一度被誉为“市长班”。要成为这个班的成员绝非易事。能有幸成为其中一员的，都是由中组部、教育部和各省政府严格审核挑选的，对学历、外语水平、政治素质及工作能力、潜力等都有严格要求。这批特殊的学生，没有受到特别的照顾，学习任务重，住集体宿舍，房间没空调，自己操持日常起居，包括一起买菜、做饭、洗衣服。虽然辛苦，但能获得硕士学位的官员回国后一般都能很快得到提升，成为省部级干部或市长等重要官职的候选人。目前为止，约1200名中国官员取得“市长班”的硕士学位。

随着“市长班”的持续热潮化，中国社会各界对该潮流的重视逐渐提高，对其思考和讨论也逐渐增多。自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学习并超过新加坡”后，江泽民和胡锦涛政府都先后强调借鉴新加坡经验，特别是前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2008年提出“叫板新加坡”更将这一浪潮推向高潮。在新一届领导集体换届时，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更明确表示会效仿新加坡经验实施改革，甚至有学者提出“中共十八大后中国推行的模式其实是新加坡模式”。在这一背景下，“市长班”作为体制化、常规化的培训平台，其规模有望进一步扩大。不过也有人提出，虽然中国官员赴新加坡学习有其必要性，但是，一旦成为热潮甚至运动，就连村干部都赶潮流奔赴新加坡接受培训，就应防范其不足、警惕其风险。而且新加坡小国寡民的家族公司式管理模式可能并不适用于中国，且中国的国内教育体系在某些方面并不逊于甚至超过新加坡，如此舍近求远，是否值得。在这种讨论下，对以“市长班”为代表的官员培训全面系统的介绍和认识就显得格外重要。

市长班概况

一 “市长班”定义

目前，对新加坡的“中国市长班”并无官方的定义。狭义的“市长班”特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开设的以中文授课的两个硕士班，即管理经济学硕士和公共管理硕士，广义上则包括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开设的高级管理培训课程（中文）。它们具有以下特点，包括新加坡高等学府或机构专门开设，针对中国政府官员，以中文授课的硕士学位课程，且这些官员回国后大都得到职位升迁。

二 “市长班”特色

1. 一流的管理和师资队伍

新加坡“中国市长班”的设置从学术委员会、主要师资等各个环节都堪称一流。其学术委员会由学校各个学院的领导组成，以充分整合学校各种资源来提供高质量教学。所有课程都由了解中国国情、学贯中西的专家学者讲授，他们使用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具体案例，强调提高解决问题能力的学习方式，引导学员们运用政策分析的技能和项目评估的方法，解决现实生活中复杂多面的政策挑战及管理困境，提高学员的领导力和沟通能力。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市长班”的学术委员会组成如表2所示，由此可见一斑。

2. 丰富的客座教授交流活动

“市长班”大都邀请新加坡公共管理领域经验丰富的前部长和常任秘书来担任客座教授，以为学员提供一手的教学资源。在2014年的南洋理工大学“市长班”讲座中，邀请了新加坡通信、环境、国家发展部前部长马宝山讲述“新加坡公共住屋政策”，总理公署、社区发展与体育、教育、贸工部前政务部长曾士生讲述“新加坡的政党与政治”，卫生、贸工、环境、通信信息技术、交通运输部前部长姚兆东讲述“新加坡公共卫生政策”等。除此之外，这些高等学府也经常举办研讨会和公开演讲，邀请政治领袖、非营利机构和企业领导前来演讲，使学员在正规的课堂学习之外能有机会和这些直接参与改变未来的杰出人士进行交流和学习。

3. 多元化的实地考察活动

实地考察也是新加坡“市长班”的一大特色，其目的是让学员对新加坡各个机构部门的运行有直观的体验。从已知的相关资料来看，常见的参访地点主要包括新加坡贪污调查局、新加坡建屋发展局、新加坡总统府（限开放日）、滨海堤坝、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新生水厂、纬壹科技园、蔡厝港集选区油池区民众俱乐部、人民行动党总部、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新加坡国会大厦、新加坡高等法院、新加坡市区重建局等。

三 “市长班”配套活动

除了“市长班”的常规性活动以外，还有两种延伸的配套活动来补充和完善“市长班”的运行。一种是短期培训项目，另一种是“市长班论坛”和《南大湖畔》特刊。

1. 短期培训项目

由于规模大、来源广、门槛相对较低，中国官员在新加坡的培训一直以来都以短期培训为主，只有高规格人才才能进“市长班”。但近年来对这种高规格“市长班”的需求不断增长，常规“市长班”的名额限制也已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培训需求。为此，在2012年4月举行的20周年庆典上，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宣布启动由新加坡外交部资助的中国官员短期培训新项目，并命名为“市长培训项目”。这种短期培训项目规格高于普通的短期培训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对“市长班”的需求。

2.“市长班论坛”和《南大湖畔》

这两大平台为学员提供学习心得和经验分享的平台，使他们的学习成果得以记录和展示出来。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每年都会邀请新中两国知名的主讲嘉宾、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连瀛洲纪念奖学金计划的中国学者以及在南洋理工大学就读“市长班”的高级中国官员展开论坛。让他们针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热门议题分享彼此的观点，同时也与参加论坛的公众进行现场互动。

《南大湖畔》是南洋理工大学“市长班”学员出版的季刊，每期都会刊载学员在此地学习、生活的各种感想。有关新加坡的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城市运行效率、人才、法治、职工工资决定机制、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等，都成为触动这些学员的内容。

四 “市长班”新趋势

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探索，“市长班”的设置逐渐趋向成熟和机制化，并且近年来其学员构成方面也呈现几个特点。第一，区域来源更加多元。从最初的河北一省，到之后以重庆、湖北和广东等大省为主，到现在基本每个省都有“市长班”学员。第二，学员整体素质提高，年轻化趋势加强。最初的“市长班”官员多为在岗位工作多年的老干部，而近年越来越多的年轻官员加入培训浪潮中。第三，对课程内容的时代性要求越来越高。培训班开设的常规化课程越来越难以引起学员的兴趣，他们对热点话题的需求和更新速度越来越快。从最初关注新加坡如何反腐到摸索经济转型升级经验，目前，“市长班”最热的话题是城市的管理和规划以及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五 “市长班”的挑战

随着时间的推移，“市长班”面临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主要有新加坡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竞争。就新加坡内部而言，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市长班”本身存在竞争，但最大的竞争并不在此，而是来自短期培训项目。这些短期培训项目一直以来都以其灵活性高、针对性强、门槛相对低而一直占据主流。且近年来开设这些培训项目的机构越来越多。除了高等教育机构开设外，其他机构也纷纷开设，如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新加坡国际人才交流中心都获得了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认可的境外培训机构证书。这些竞争也迫使新加坡国立大学开设除中国官员以外，面向东南亚政府官员的“国际市长班”。

就外部而言，针对中国官员培训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尤其是2010年由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合作的“哈佛计划”培训班发展强势，在2010～2015年中已接收了大约300名来自中央部委以及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例如，2011年11月16日，四川省委组织部将“四川省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重点专题培训项目”面向境内外培训机构公开招标，一个月内共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52家境内外知名高校和培训机构报送投标文书。这足见“市长班”外部竞争的激烈程度。

“市长班”背后原因分析

1.新加坡方面：“为世界增值”

新加坡作为一个没有腹地和自然资源的小国，却创造了耀眼的经济社会发展奇迹。新加坡政府认为，狮城由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跃升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发达国家和世界组织提供的技术性援助。因此，自新加坡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后，便以“有责任的世界公民”身份致力于分享自己的发展经验和知识，“为世界增值”。适逢此时，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提出“学习并赶超新加坡”的指示，时任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迅速积极回应，并提出一系列合作倡议，包括为中国官员开设培训项目、建立苏州工业园区等。正是在此基础上，加之双方历届政府的积极推动，以“市长班”为代表的培训项目得以迅速发展。

2.中国方面：借鉴新加坡经验

对中国方面来讲，“市长班”的兴盛得益于以邓小平为主的历届领导人的重视，而历届领导人重视的背后，是中国对于新加坡发展模式和经验的沉迷，“市长班”只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对于沉迷的原因，则基于中方对中新两国相似性的解读。前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解释以“市长班”为代表的官员培训时，解释道：“两国都是亚洲国家、文化相通，有很多情况都类似”。深圳大学吕元礼教授进一步将这些“类似”的“情况”概括为三点。一是，领袖思维相近，邓小平和李光耀都以实事求是的原则来进行管理和改革，因此改革开放自然要借鉴新加坡经验。二是，政党作风相通，中国共产党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都有革命党背景和社会主义取向。新加坡议员接见选民，以及人民行动党总部的低调、简朴，都让中国共产党人感到亲切。三是，政治传统相似。西方视政府为必要的恶，其目标是有限政府，其理念是“最好的政府，最少的干预”，其角色是守夜警察；东方视政府为可能的善，其目标是强大政府，其理念是“最好的政府，最多的关爱”，其扮演的是父母角色。

从现实角度来看，他们都认为，中国现在所走的路，有别于欧美和日本等实现现代化的途径。李源潮认为：“今天回过头来看，新加坡在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中所获得的经验，我们现在在中国也在探索和使用；新加坡在实现‘五化’中所遇到的问题、矛盾，他们已经解决的办法和正在探求解决的办法，正是我们现在遇到或将要遇到的矛盾，我们现在需要用或探索将要用的办法。”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市长班”教授黄靖也表示，“新加坡是一个不按照西方政治民主制度运行而取得成功的一个现代化发达国家。这一点，尤其是一个政党对政权的掌控，并且非常成功，这对中国很有吸引力”。

在这种对相似性认知的情况下，普遍的共识是，新加坡能做到的，中国也应该能做到。正如李光耀在回忆录中所写：“我们新加坡的华人是中国广东和福建等地南方人的后裔，祖先都是目不识丁、没有土地的农民；达官显宦、文人学士，则全留守在中原开枝散叶。没有什么事情是新加坡做得到而中国做不到，或没法子做得更好的。他（邓小平）当时一言不发。”但事实证明，邓小平接受了这个“挑战”，并明确指示：“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要比他们管得更好。”在此基础上，从中央到各省市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官员培训热潮。特别是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继续解放思想，全国各省市的官员又开始了新一轮大规模学习考察热潮。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叫板新加坡”后，于2008年9月率400多人的政府考察团对新加坡进行了为期4天的考察，考察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同年，南洋理工大学的两个硕士班课程迎来了中国的128位学员，招生人数创下历史纪录。

总的来说，基于相似性视角的观点认为，在中新相似性不变的情况下，只要新加坡能保持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就能保持对中国的吸引力，这样“市长班”也会进一步发展。

“市长班”本质要学什么

在对“市长班”发展背后的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得出了双方对中新两国相似性认知的重要性。但是在这一认知前提下，仍存在一种分歧，即通过“市长班”培训，中国要向新加坡学习政治制度还是管理制度。

认为通过“市长班”中国要向新加坡学习政治制度的学者认为，新加坡模式的存在，成功的展示了权威主义在亚洲文化圈里相对于民主政体的优势，因此对于在共产主义和民主意识形态中徘徊的中国来说，新加坡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意识形态范本，即“新权威主义”：在维持稳定政权的基础上，实现开放的市场经济，且这一模式符合改革开放后中国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们认为通过强调学习新加坡，中国执政党可以一方面填补“文革”后形成的实质性意识形态真空，另一方面可以借鉴新加坡的实践经验提升自身执政能力。在这种逻辑下，“市长班”的存在正是基于提升执政专业化水平的政治学习。这些观点认为学习的最终目的仍然是维持权威主义政体，抵制“现代化陷阱”，即民主化浪潮在中国乃至亚洲的侵蚀。

不过大部分政府官员和学者认为通过“市长班”中国要向新加坡学习管理制度，即认为中国只是学习新加坡具体的管理制度和经验，而不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学习。正如李源潮2010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硕士班开学礼所讲：“中组部作为管理干部的部门，不在乎你们获得什么学位，不在乎你们获得什么头衔，我们在乎的是你们在这里学到什么知识，在学习以后进行更高水平的工作。”“市长班”授课黄靖教授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周建国也都认为，对于“市长班”而言，似乎管理制度的解释更为合理。他们认为新加坡通过国家管理制度化，达到政治的稳定，保障法律的实施，这是中国最想学到的东西。中国的目的是通过学习和借鉴新加坡的管理制度来提升自身的管理效能，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以及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这两种观点在解释中国学习新加坡浪潮，以及“市长班”的发展历程时都有其合理性，但最新的问卷调查结果更支持后者。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刘宏教授和王婷艳博士从“市长班”学员收集到的最新反馈结果显示，96.3%的培训干部认为“新加坡模式”存在，并且72%关注管理知识，66.4%关注社会服务知识，而对新加坡模式的政治意识形态方面鲜有兴趣。这基本论证了“中国主要学习新加坡的管理制度”的观点。

小　结

新加坡的中国“市长班”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学习新加坡经验的一个缩影。其规格之高，规模之大，都显示了中国对于新加坡发展模式和经验的重视。而这种重视，是基于中方对中新两国相似性的认知，中国希望通过借鉴新加坡经验来达到追赶甚至超越新加坡的目标。且“市长班”的学员更加重视新加坡使用的管理经验和制度，而对其政治意识形态方面鲜有兴趣。如今，新加坡的“市长班”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竞争，这一方面会带来压力，但另一方面也会促使培训项目不断完善和提升。也有观点认为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长期与世隔绝，中国相对比较闭塞，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认知与了解太少，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经验和做法存在偏见，因此长期重视新加坡模式。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对世界认知的迅速提升，对新加坡的“专宠”可能会减少。不过，本文认为，对新加坡“市长班”而言，来自各类培训机构的竞争只是表面的挑战，真正的挑战在于这个岛国能否“保住新加坡金字招牌”，能否保持它的良性发展并持续吸引中国的注意力。因此，要保持“市长班”的长久活力，除了要不断完善课程设置外，更重要的是新加坡作为一个整体，能不断保持它的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