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咱们“官本位”思想极其严重，等级观念深入骨髓的中国人的看法，全世界级别最高、名称最高大上的机构，莫过于联合国了。但是也有人反其道而行之，把它比作“地球村的村委会”，确实也很形象。各国代表在联合国整天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也就和一个村子里的老少爷们吵吵闹闹差不多。联合国的安理会就是这个地球村的村长，而行政职务最高的联合国秘书长，论实权只是主管村里各家各户之间关系的常务副村长。

这个地球村的村务最高机构是联合国大会，它管着安理会，但在大会休会期间，由安全理事会在主持日常工作。村里一切大小事务，只要安理会全体点头，就能办。而只要安理会五大常委，即所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一个反对，赞成的家族再多也没用。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是二战的五大战胜国，自二战来保留最强军事实力，在联合国有一票否决权。

网上一直流传一个趣闻：面对强势霸道的俄罗斯，乌克兰在联合国大会上提议，取消俄罗斯一票否决权，结果被俄罗斯当场给一票否决。

要说这联合国其他诸多小国，跟五大常委根本不在同一个层面。换句话说，联合国只不过是五常的联合国罢了。幸运的是，中国也是五常之一。

为什么五大常委有如此NB！那是美、俄、中、英、法这五个国家，为二战胜利做出巨大贡献而应该享受的待遇。比如咱中国，在二战中以3500万军民伤亡的惨重代价，英勇抗击了法西斯阵营的小日本，捍卫了世界和平。这就是中国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资格的由来，另外四国亦大致如此。

1945年，战火眼看要熄灭，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主要力量的代表美国总统老罗（斯福）、英国首相老丘（吉尔），法国总统老戴（高乐），苏联主席老斯（大林）和中国委员长老蒋（介石）商议，要组建联合国，协调国际关系，以避免国际战端再启。五大国都是国际反法西斯的主力，自然就成为以维护世界和平为主要目的之联合国的核心成员。

那么，各国在世界舞台上除了主要比实力，代表们平时在联合国开会还比什么？据说比口才，也是王道之一。

联合国的历史上，气氛火爆、言辞激烈的答辩，时刻都在发生，甚至恶语相向、行为过激也并不罕见。应该说，联合国大辩论的传统就是语言的战争，会场就是战场，寸土必争，寸言不让。

自从1945年联合国大会签署生效以来，全球最精英的政治家们汇集于此，在这个吸引了整个国际社会目光的大舞台上发布观点，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这时候，人们拥有的武器仅仅是自己的口才，谨小慎微并不会让你赢得战果，反倒是思维敏捷的针锋相对有可能让你获得尊重，并征服敌手。

联合国大会总辩论中成员国代表发表演说的会场。

举个例子，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中国外交官沙祖康当年就是这样做的。

2004年3月24日，美国在联大大会上抛出了反华提案，沙祖康当即言辞激烈地答道：“搞不搞反华提案，这是你的权利。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一定要打败你，我一定揍扁了你！”然后即兴用英文答辩。

他是这样说的：“美国朋友，我们中国是贫穷一点，正在发展中的一个国家，但是即使再穷的话，我们买几面镜子还是买得起的。我们想买点镜子免费送给你，让你照一照你自己，因为你们发表的白皮书里缺了一块，我们国务院新闻办写了一份材料，叫《美国的人权白皮书》，这是一面镜子，希望你们看看写得怎么样。但是有一条，我劝你们最好睡觉之前不要看，因为《美国的人权白皮书》，你要看了以后，特别是睡觉之前看了以后，你晚上会做噩梦的，你是会睡不好觉的。”

沙祖康历时4分钟的答辩，五次被掌声打断。会场掌声雷动，甚至美国代表团的成员自己都在笑。

最后，中国提出“不采取行动”的动议，以28票赞成、16票反对这样前所未有的票差，击败了美国的反华提案。让美国“拿镜子好好照照自己”，也成为联合国组织中广为流传的佳话。

尽管联合国总不免成为各国外交官唇枪舌剑的辩论场，尽管它成立至今，还是有那么多的国家打打杀杀，这个世界仍不太平。但有一点不可否认，作为二战大劫难后的产物，联合国的诞生及发挥作用，就是为了防止世界大战，再给人类造成难以估量的劫难。从这个角度看，联合国确实有它存在的意义，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未发生就是雄辩的证明。

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幕后较量

你别看这些年来中国的外交官屡屡在联合国大展雄风，前文说了，中国原本就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为何又在后来上演了重返联合国这一幕大戏呢？原因就在于，当年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的是人家国民党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1949年共产党在大陆夺取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联合国的中国席位还是由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代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成立后不久，就向联合国提出：驱逐台湾代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首先采用了一个办法：拖。

从1951年第六届联合国大会到1960年第十五届大会，整整10届，因美国在幕后操纵，每年大会都“暂缓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问题”。

但是到了1960年，美国有些扛不住了。

因为1945年联合国成立，非洲国家在联合国只有4个席位，而随着非洲独立的国家越来越多，1960年时，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席位达到了26个。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

那个时候的中国，正在勒紧裤腰带支援非洲兄弟。而受中国支持最多的阿尔巴尼亚和坦桑尼亚，一直是发起“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席位”提案的主力军。

一晃，又是十年过去。

在中南海的毛泽东，其实一直很关心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否重返联合国。到了1971年，毛泽东还专门为此询问了当时外交部欧美司司长章文晋，想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一年有没有把握重返联合国。

章文晋就开始帮毛泽东算投票。他把截至1971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都算了一遍，一共61个，换句话说，就算它们全部投票给中国，也只有61张选票，无法达到“重要问题”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数。

听到这个答案，毛泽东倒也不急。在他看来——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如果不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存在的意义何在？这成为他的信心所在。

所以，毛泽东的重点主要放在拒绝美国的“双重代表权”提案上，指出总之就是不能上美国人“两个中国”的贼船：“不管乌鸦叫还是喜鹊叫，今年不进联合国！”

当时的毛泽东，低估了乐观的“革命形势”，但是北京对于进联合国“无所谓”的态度，却急坏了一个印度尼西亚人。

这个印尼人，名叫亚当.马立克（Adam.Malik）。

亚当.马立克（1917-1984），记者、外交官、政治家，印尼历史上最杰出的外交部长。曾任联合国大会主席，在其主席任内，力促并帮助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1978年当选印尼副总统，1984年9月因肝癌去世。这是马立克担任印尼副总统的标准照。

马立克当时的身份，是印尼外交部长，但他还有一个身份，是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的主席。

联合国大会主席，简称联大主席。联合国大会每年6月选举下一届联大主席。按照公平地域轮流原则，由亚洲、非洲、东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西欧和其他国家轮流推举代表，经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一年。

这是一个怎样的职务呢？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如果说联合国秘书长作为该机构最高行政首长，好比咱天朝的主席或总理；那么联大主席，大概就相当于全国人大委员长这个角色，其职责主要是主持联合国大会、安理会的正式及非正式会议，促成安理会全体成员就某一问题达成的共识。

对于联合国180多个非常任理事国而言，其派驻联合国的外交官，能被选为联合国大会主席，不仅是其本人，而且也是其所在国家的莫大荣耀。比如印尼这个两亿多人口的东南亚第一大国，独立建国70多年至今，也只有马立克一人当选过联合国的一届主席。

最关键的是，马立克非常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进入联合国。为此，他还专门委托自己的中国朋友打听，北京对于在1971年——自己的主席任期内——恢复联合国席位有何想法。

历史有时很有趣，也可以说奇妙或诡异。你看这位马立克先生，当选为联大主席的1971年，正是印尼因排华和中国翻脸断交的特殊时期，两国政府彼此仇视，民间惧怕不敢来往。

那么，马立克作为印尼派驻联合国代表，担任联大主席时，为何不顾两国关系已经恶化，而要伸出援手，把中国拉入联合国这个举足轻重的“国际群”呢？

下面就说说这段往事。

马立克先生其人其事

综合印尼网站有关马立克（Adam.Malik）的文字介绍，大致如下：

亚当.马立克这个名字，也许不像前任副总统哈达的名字那样受欢迎，但是他曾在印尼外交领域留下过深深的足迹。

1917年7月22日，马立克出生于苏门答腊北部小城先达(Pematang.Siantar)。从小在习经院（宗教学校）就读的马立克，马马虎虎有个中学文凭，他后来并未受过高等教育，长大一点开始学习经商。

老马年轻时就以“老鼠鹿”的绰号而闻名，因为他非常敏捷，善于外交。1937年，马立克和五个志同道合的哥们一起来到雅加达，这六个人都热衷于新闻工作，他们用一张旧写字台，一部旧打字机和一台旧油印机，为国家的各种报纸提供新闻，后来成为创办印尼安塔拉通讯社的先驱。

当时只有20来岁的马立克，便是这伙人的带头大哥。

印尼独立后，马立克弃笔从政，进入外交领域，他被苏加诺总统任命为印尼驻苏联和波兰大使。他还率领政府代表团谈判解决西伊里安问题。1963年，马立克担任印尼贸易部长。1966年，老马在政府内阁中担任第二副总理，同时兼任印尼外交部长。

1962年担任印尼驻波兰大使的马立克。

老马先生的沟通能力非常出色，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一切都可以安排”。有一次，一个朋友问他：“老马，你说的一切都可以安排是什么意思？”

老马回答道：“是的，的确如此。如果我们的意图是真诚的，在地球上就没有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真正想要的话，一切都可以安排。”

老马的外交经验证明，确实“一切都可以安排”。比如说，他的英语能力极其有限，但并不妨碍此人胜任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这一要职。在联大主持会议时，老马基本上只依靠两个句子：“你停下来”（You.stop）和“你说话”（say.something），就从头到尾一切搞定。

假如某个国家的代表在会场上喋喋不休，争论了太长时间，马立克就说：“你停下来”。然后，他再对其他国家想要发言的代表来一句“你说话”，就这样一直持续到大会闭幕。

老马当印尼外长时，为国家乃至整个东南亚操办了一件大事：

1967年8月，经马立克等人筹划，他与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四国外长和马来西亚副总理在曼谷举行会议，正式宣告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并将东盟秘书处设在了印尼首都雅加达。后来，文莱、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五国也先后加入，使这一组织涵盖整个东南亚地区，形成了一个人口超过6亿、面积达450万平方公里的10国集团。此外，东盟还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欧盟、韩国、中国、俄罗斯和印度10个国家形成对话伙伴关系。在此期间，中国成为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非东盟国家。

由此可见，马立克当年办外交时，就像丁叔叔微信里几个热心的微友一样，也是建立群聊并拉人入伙的一把好手！

1971年，马立克作为印尼代表，当选为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有意思的是，就在五六年前的苏加诺时代，印尼曾经愤然退出过联合国，那是因为马来西亚没给印尼打招呼，就把加里曼丹岛上与印尼接壤的沙巴、沙捞越地区并入其版图，成立了马来西亚联邦。这下子把一向自认为“亚非民族独立运动导师和旗手”的苏加诺总统气坏了，于是在全国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粉碎马来西亚”运动，让印尼边防军天天找马来西亚的茬子，就想逮住机会干大马一顿。

1965年，苏加诺听说联合国批准接纳马来西亚入伙为“暂时会员国”，顿时又毛了，一气之下带着印尼就退出了联合国。然后，印尼的外交政策更加偏向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了雅加达-北京-平壤轴心。

但是不到一年就爆发了九三〇事件，苏加诺下台，新总统苏哈托开始修复与马来西亚的对立关系，同时意识到，老总统加诺兄贸然退出联合国实在不大明智，于是又赶快申请重新加入。联合国也是既往不咎，表示欢迎。按印尼官方说法：“各成员国选举我国外交家马立克先生担任联合国主席就是证明。”

老马本人在《为共和国服务的回忆录》里写道：……我作为联合国的主席履行职责，具有充分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是非常累人和疲惫的。但是，我知道，这种任命在印度尼西亚非常罕见，即使在二十世纪也只有一次。因此，我利用这次机会担任联合国大会主席，尽可能吸收世界各地国际关系领域的新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心不只是坐在主席的椅子上，而是要探讨所有世界性的问题，并尽可能团结更多的国家。

马立克的目光，转向了尚未进入联合国大家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年9月，联合国第26届大会召开前夕，即将上任联大主席的印尼外长马立克给印尼驻香港总领事苏达尔多发出指令：“请设法与我在澳门的一位中国人朋友取得联系，此人名叫司徒眉生，我要亲自去香港会见他。”

这位司徒眉生先生，乃是印尼华侨中极富传奇的著名人物，他曾是印尼开国总统苏加诺的“私人秘书”、华语首席翻译，也曾陪苏加诺“零距离”地接触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和多位其他国家元首。

1965年，印尼发生政变，司徒眉生被迫逃到澳门定居。早在1947年，司徒眉生担任印尼华文报纸《天声日报》见习记者时，就和时任印尼《安达拉》通讯社社长的马立克建立了友谊。

因为谈得来，他俩常和另一位好友卡米尔（曾任印尼外交部司长、驻联合国大使，以后和苏哈托结为儿女亲家）三人相约去雅加达郊区吃烤羊肉串，“每月至少聚餐一次”，渐渐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被周围人昵称“三人行”。印尼独立后，马立克当商业部长的时候，由于在一些问题上与苏加诺的观点相佐，又有人在背后使坏话，受到苏加诺的冷遇，降为不管部长。

身处逆境，昔日之好友纷纷躲避，让老马倍感世态炎凉，就在他孤独无助之时，有一好友仍不离左右，这个人就是司徒眉生。那一段时期，马立克每次去面见总统，只有司徒眉生愿陪同他前往总统府。老马可谓铭感五中。正是由于这种深厚的情感渊源，在他走马上任联大主席之前，自然就想到这位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老朋友——司徒眉生。

有关两人见面的情景，中国《人民网》有篇文章是这样记述的：一阵寒暄之后，马立克即宣明来意：“我已当选本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本届大会最主要的一个议题，就是恢复中国席位问题。”马立克接着说：“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苏哈托总统肯定不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议案，但不至于公开反对。

所以，我很想了解中国的立场。目前，印中已中断外交关系多年，沟通起来比较困难。你是我的老朋友，又与中国上层熟悉，如果可能的话，希望你去北京替我捎个口信，表明我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权利的深切关注，征询一下中国政府对加入联合国的看法，他们对本届联合国大会很有可能出现有利于中国的新情势如何应对。”

听了马立克的请求，司徒眉生怔住了，一时不知如何表态。凭借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敏锐的政治嗅觉，他意识到这是一项极重大的任务，自己能不能担当？有没有能力担当？约莫过了几分钟，司徒眉生答复说：“行吧，我试试看。”回到澳门，司徒眉生立即把这件事讲述给当时担负中国与澳门联络工作的“澳门南光公司”负责人，并请他们协助与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取得联系，并表示愿为此事去北京向中国领导人当面转达。

但是，两天过去了，不见北京方面有任何反应。司徒眉生深知中国当时的形势，“文化大革命”正处在胶着状态，狂热的人们像着了魔似地热衷于造反和武斗，连周恩来总理本人都处于自身难保的境地。对于本届联合国大会极有可能恢复中国席位的前景和所面临的各种困难，最高决策层肯定无暇顾及。再加上中国领导人当时普遍认为，在苏哈托当政期间，马立克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作为。因此，没有任何准备和打算，一付顺其自然的态势。毛泽东甚至说，今年进不了联合国，就不参加呗。

司徒眉生感到再等下去也不会有结果，无奈之下只好请马立克先回雅加达。临别之际，马立克再次叮嘱老朋友：“我9月初去联合国上任还要路过香港来见你，请你一定再帮助摸摸中国方面的态度。”转眼到了九月初，马立克与司徒眉生如约在香港再次碰面。之前，司徒眉生曾通过澳门南光公司再次与北京联系，仍然没有得到回音，只好空手来见马立克。

面对上述情况，马立克犹豫片刻，从手提包中取出一份文件递给司徒眉生，面有难色地说：“关于本届联大讨论中国加入联合国的议案，苏哈托总统已经给我下了训令。你拿去看看。”司徒眉生接过文件一看，“训令”上白纸黑字写明：要求对阿尔巴尼亚等国提交的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提案投弃权票，对美国的提案投赞成票，即支持美国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

看完苏哈托的“训令”，客厅里蓦然无声，谁也不说一句话。过了一会儿，马立克打破沉默说：“我个人始终认为，只有一个中国才能达到亚洲和世界的稳定。

可是，苏哈托的训令和我的信念相抵触，我很为难啊！你的看法应该如何办好呢？”司徒眉生问马立克：“你研究过联大议事规则和主席的职权没有？有无特别发挥的空间？”马立克回答说：“仔细研究了，空间还是有的。”沉吟片刻，司徒眉生建议道：“你现在已被选为本届联大会议主席，就应站在联大主席的立场上思考、处理问题。”“你作为印尼外交部长最多不过干一二十年，可印尼作为联大主席国是百年才一遇的事情，而你个人能担任联大主席，更是千载难逢！这是历史的重托啊！你要紧紧抓住这个机遇争取流芳百世啊！”听罢司徒眉生的话，马立克基本上下定了决心。

主持联合国大会的马立克先生。1971年10月25日，一个举世瞩目的日子。联合国大会决定投票表决，是否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当天，在马立克主持下，联大一改往日秘密计票方式，故意采用公开唱票的做法，就看各国代如何表现表。众目睽睽之下，一些原本打算追随美国投反对票的国家，也不好意思再公开反对。

当有关提案获得通过后，马立克举起手中的木槌，果断裁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同时意味着台湾已丧失联合国席位，无需对台湾席位问题再进行表决。”伴随着这一锤定音，中国为恢复合法权利而经历的22年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联大投票结束，从北京赶赴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长、外交部长乔冠华（左）和副团长黄华两人，第一次坐在联合国大厅的中国席位上，不禁喜形于色，朗声大笑。这张由美国记者现场抓拍的著名照片，后来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

马立克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表决结果一出来，第二天一大早，马立克就嘱咐其部下——印尼驻联合国代表卡米尔给司徒眉生打来越洋电话，急切而又兴奋地问：“你听到消息了没有？”“听到了！”卡米尔立即用英雄凯旋式的语气说：“回程时马立克先生和我可能要取道香港，稍事休息再回国。你可要好好陪我们逛逛街啊。”后来，马力克因有急事直接从纽约回国了，卡米尔果然来了。

多年以后，当司徒眉生生前追忆这段往事时，曾不胜感慨地说：“马立克的一槌定音功不可没。我们只是因缘做了一点应做的事。其实，这一切最重要的因素并非某个人所为，而是历史潮流谁也抗拒不了。”诚者斯言！天高地也厚， 山高水长流。日历又翻过多少年，今天我把这些历史再叙述一遍，以此记住这位曾有恩于中国，并早已作古的印尼老人。

文：丁剑乃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