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写写右派与左派，也写到一些民主的现实问题，要慢慢的看。

西方的左右派划分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要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为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是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注意，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极左与极右的概念

所谓极左，是指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所谓极右，是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的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极权。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极权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70年代及以前出生的人们都不用多说，毕竟曾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但极右却是另一个问题，极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刘主席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笑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是分工不同。”在一个极左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厂长对工人们说：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话说的好听，可这种“分家”方案，这种取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难道真会是“自由”的竞争吗？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相当多的南美、东南亚政权就是这么模式！ 

很多大陆“左派”其实是爱国派，却并非真正左派，其导致的结果是左派在大陆被污名化。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则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很明显的事情，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医疗救济问题，基本上却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者本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比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早就右的不行。

相当多西方国家债务高筑的问题。

简单的说，按照左派的理论是实行高福利、高税收，按照右派的理论应该实行低税收、低福利。 实行高税收、高福利，你可以说是福利国家养懒汉；实行低税收、低福利，你可以说贫富分化很严重。按照正常的逻辑，是有多少税收，就搞多少福利。左派上台，想搞高福利，就必须搞高税收。右派上台，想减税，首先要减福利。可是在西方民主制度下，却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西方民主国家的老百姓对左派和右派的主张总是只喜欢一半的。他们为什么会选左派呢？因为喜欢高福利。但是他们不喜欢高税收。所以左派上台，提高福利很容易，提高税收就比较困难。那么为什么老百姓会愿意选右派呢？因为右派可以给他们减税。但是老百姓喜欢减税，并不喜欢减福利。所以，右派上台减税很容易，但减福利很困难。 左派上台福利增加，但税收增加的不多；右派上台税收减少，但福利减少的不多。这样，债务不是就越来越多了吗？

 从源头上讲，为什么左派右派的主张会造成这种结果？很简单，民主制度下，左派右派互相竞争，都要讨好老百姓，那结果当然就是这样。要取消这一点 ，除非左派右派不再讨好老百姓了。但不再讨好老百姓的话，还是民主制度吗？不是了。

比如说，假如左派右派都要讨好皇上，因为皇上总是既喜欢收费又不愿意承担责任，所以假如左派说皇上就应该横征暴敛，那么皇上肯定很高兴；假如右派说皇上就应该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让他们自生自灭，不必为他们太操劳而影响健康，那皇上也会很高兴。

 民主这种体制下，它的老百姓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出了大问题。但是在全球化的另一极，也有一些左派和右派，他们的主张都是从西方来的，但是他们的左派和右派玩游戏的平台和西方是不一样的。西方的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但在全球化的另一极，那里的左派右派都要讨好政府，这一点和西方不一样。由于那里的左派右派都要讨好政府，所以就不存在老百姓既要福利又不想交税的情况。恰恰相反，那里的政府想征多少税就征多少税，它给一点福利，你老百姓就要感恩，如果不给，老百姓也不能问政府要。这样，政府手中的钱就会越来越多。

结果就是，一边的政府越来越穷，而另一边的政府越来越富。但这一边的政府越来越穷，不见得它的老百姓越来越穷；另一边的政府越来越富，不见得它的老百姓也越来越富。完全是两码事。文：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