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阶段都会解决那个时期最重要的问题。

在0阶段，解决的是“干不干的问题”

1978年11月，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一个月，对外经济联络部和基本建设委员会联名提交了《关于拟开展对外承包建筑工程的报告》，提出：尽快组织我国建筑力量进入国际市场。这样做，既可以为国家赚取外汇，又便于学习国外先进的建筑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国内建筑业的现代化...”。

这份早在41年前的报告，随后获得国务院批准,因此对于“干不干”这个问题，得到了一个简单并掷地有声的答案：

“干”！

中国国际工程承包的大幕就此拉开。

而到了第1阶段的起步时期，解决的其实是“谁来干”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阶段，成立了最早的一批对外承包公司，如脱胎于交通部援外办公室中国路桥，发轫于铁道部援外办公室的中土等一系列最初的工程承包单位；另外还有一些省市外经公司，比如江苏国际、天津国际也都是那个阶段成立的。

通过设立这批工程公司和外经公司，中国国际工程行业在最初解决了“谁来干”的问题。

第2阶段，1984-1989的起步阶段，解决的是“去哪儿干”的问题

从这个阶段开始，中国国际承包已经从中东地区和部分非洲国家，向更多非洲国家以及南亚和东南亚转进；同时还开始探索了拉丁美洲市场和南太平洋市场。

从业务分布上来看，在1985年之前中国的对外承包市场不足50个国家/地区，而到了1989年已经扩展到了约100个国家和地区。

也就说，在30年前，中国的国际承包布局已经基本上完成了30年后的雏形，解决了去哪儿干的问题。

第3阶段是发展阶段，解决的是“内忧外困”的问题

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刚开始的时候，中国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环境，其实都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国内有质疑改革开放的思潮，而国外不仅爆发了海湾战争，某些国家还在对我国进行封锁；到了1997-1998年左右，又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亚洲经济危机。

但即便是这样，在这近10年当中，中国国际工程承包额依然达到了年均增幅超过15%的可观速度，并且在1999年，创造出了100亿美元新签合同额的历史最好成绩。

中国能在90年代的开局不利到成功逆袭，离不开两个事件、两个文件和两个机构。

两个事件是：1992年的小平南巡；1994年十四大的召开；

两个文件是：《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投标（议标）许可暂行办法》；《关于加强我国驻外使（领）馆经商参处（室）对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业务管理的规定》；

两个机构是：1992年开始办理中长期保险业务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1994年成立的中国进出口银行。

但是，这个时候的中资承包商整体还比较弱小，因为当时的韩国现代建设顶峰时期一年就能做出200亿美元新签，100亿美元完成额的天文数字，而这个数字要等中资企业在30年后才能实现。

第4阶段2000-2012年解决的是“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问题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曲线上，有一个共振点。

这个共振点对中国国际工程承包至关重要。

这个点就是2001年。

在2001年最后几个月，发生了两件事：

一是：9月美国经历了911事件后，小布什联手格林斯潘开启战争和印钞的两大机器。

二是：中国2001年12月正式加入WTO，中国经济在对外出口+对内投资（尤其是房地产）的拉动下，强劲增长，也带动了对资源的巨量需求。

在美元贬值+中国需求的双重刺激下，以石油和矿产为代表的大宗商品开启了一轮波澜壮阔的牛市，也因此催生出了对外承包的聚宝盆市场：安哥拉、阿尔及利亚、委内瑞拉等，并且诞生了让中国承包商问鼎全球承包第一大国的模式：以工程换资源的安哥拉模式，以及其变种-刚果金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刺激出了若干个像中信建设这样的明星公司，并带动了一批民营企业大规模的出海。

当然，除了外部经济因素外，内部因素也是必不可少。其中最重要的也是两件事：

一是：在2001年，“走出去”被写入了我国《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

二是：在2001，SINOSURE，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正式成立。

从2002-2012这十年间，中国国际工程承包取得了如下成绩：

完成额增长了10倍 。

年均增长均在两位数以上，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2008-2009年，也实现了历史高点的40%年度增长。

国际承包市场份额从2002年不到全球的10%，达到了2012年的近25%。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从1978年在2012年，中国对外承包都基本解决了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矛盾，并找到适应彼时阶段的发展思路和措施，才能不断的一路高歌一路前进。

但是，这种势头，却在2013年之后未能保持。

2013年是一带一路元年，进入了我们所说的第 5 阶段，在这个阶段解决的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问题”

因为在这一阶段，国际工程行业被赋予了更多的外交、经济内涵，对外承包的发展与一带一路，与五通、三共、三体需要紧密结合（这里的三体不是刘慈欣的三体，而是主席提出的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在这5年里，中国国际工程行业有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大型承包集团大象起舞的5年，而之前10年里表现亮眼的所谓“窗口公司”则愈发感受到了自身增长的瓶颈。

二是：完成合同额与新签合同额的比率不断走低，从当年高点的80%以上下降到了不足70%。

这反映出来两个问题：

一是：这5年里国际工程承包从过去靠信息不对称带来业务机会已经被基本抹平，承包商之间从拼速度、拼胆量开始到拼体量、拼质量，拼成本、拼价格，甚至是拼谁更能熬得住、亏得起。

二是：竞争激烈。海外大部分国别已经杀成了一片红海，一个项目，十几家中资公司竞标的情况毫不罕见，每个项目恨不得都能写成一部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的商战小说。

而这背后，其实反映出的就是行业主流依然靠援助或商业信贷资金驱动的EPC+F模式，配合上传统的代理制度，让相当部分企业陷在这种简单、直接、但在我们看来上瘾的模式里无法自拔。

而且，不能自拔的也不只是承包商，金融机构也在信保和“企业担保”等刚性兜底的模式里无法自拔，始终没能为无追索或哪怕有限追索的项目融资打开一条比较通畅的、制度性的渠道。

这两种特点到了2018年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当业主国主权债务升高、政治格局出现变化（比如这几年频发的老总统下台）、甚至国际经济大形式不确定性增强的时候，两优项目减少、主权担保越来越难，上述模式的弊端开始集中暴露，并影响了2018的业绩。

2018年，也成为1990年之后中国对外承包历史上唯一的下降年份，而且这种下降在目前看来一直延续到了2019年，以及今后的我们认为至少2年。

所以，我们不得不说：当我们前四个阶段面临的问题都得到回应或解决后，到了第 5 个阶段，却发现这一阶段的目标，没能实现——商业模式、经营思路、投融资模式依然陷在第 4 阶段里。

对于整体而言（有些优秀的公司做到了例外），中国对外承包或国际工程行业在2013-2018只做到了承前但未能启后、做到了继往但没能开来。

所以，迎接我们的，就是2019开始的“出清”

出清的意思，在经济学里意味着供求均衡。如果市场没有出清，那么一定存在着短缺或者过剩。

那放在当下的国际工程行业里，什么短缺什么过剩，我们可以想一下：

1.总包商过剩，但是项目短缺；

2.烂项目过剩，好项目短缺；

3.没钱的业主过剩，有钱的业主短缺 ；

4.债务融资或硬担保融资的思维和要求过剩，项目融资的办法短缺；

5.同质化的分供商过剩，好的设计与咨询公司短缺；

6.愿意给代理费、成功费的过剩，但愿意前期花钱培育市场、研究市场的短缺……

这个单子还可以很长，但都说明了一件事：如果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或者说在解决这其中的某些关键问题之前，我们这个行业越走越透支、越走越危险。

所以，我们对未来3年中国对外承包行业整体持谨不乐观态度。

那怎么办？

我们先从行业内已经有的对策开始：

（一）投建营一体化

以PPP/BOT为代表的投建营一体化是这两年提的最多的一种转型升级模式，也是有部分领先的企业在践行的模式。

但是，作为最早喊出海外投建营一体化到来的机构之一，我们相信：在目前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大背景下，按照目前的对外投资与运营水平，对于大部分工程承包企业来讲，PPP/BOT 不是一条可行出路，最起码在中短期内不是。

我们可以看一看中国对外承包100强里，做过海外投建营的公司大概有40%，做得不错、赚到钱的大概不到20%，而把投资项目做成pipeline 持续不断做的，也就是10%。

更多的承包商面临的问题是：想干但不知道怎么干，知道怎么干条件又不允许，或者干了1、2个就因为内外部制约无法形成pipeline，成了孤岛项目。

而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有相当比例的EPC企业在试水投资后，反而退守回EPC，宁可在红海里拼杀也不再愿意涉足投资，甚至有部分专业的投资公司，名字我就不提了，也面临着投资瓶颈，为什么？

1.投资项目，如果是投标，那前期所做的工作复杂度以及成本非常高，公司能否支撑？

2.主动发起类项目，虽然有优先权和匹配权，但面临政府不招标的风险、而且前期投入也是巨大。

3.棕地类项目的投资，没法带来EPC，很有可能被集团毙掉。

再加上现在又终身追责，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抑制了企业领导人的投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