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党２０１９年的初选中，美籍华人杨安泽（Ａndrew Ｙang）已经比人们预料的走得要远，并且很有可能还要走出更远。  杨安泽出现在２０名民主党人的总统竞选人当中，令华人大为兴奋。 杨安泽早期的人生轨迹与许多华人家庭的孩子类似：良好的家庭环境、重视教育传统、名校毕业、一份体面而令人羡慕的工作。

杨安泽的父母来自台湾地区，其父是物理学博士，其母是统计学硕士。出身于这样优越的知识分子家庭，杨安泽在学业上的道路早早被父母安排妥当。他高中时期就读的菲利普.埃克赛特学院是新罕布什尔一所历史悠久的精英住宿学校。

从寄宿学校毕业后进入常春藤布朗大学，在取得布朗大学的文学士学位以后，又在另一所常春藤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获取法学博士后，杨安泽进入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五个月后，杨安泽辞掉工作，开始创业。２００４年，杨安泽加入另一家创业公司，一个小型的ＧＭＡＴ备考机构——曼哈顿备考，并且在２０１６年出任其ＣＥＯ。２００９年，美国备考权威公司卡普兰收购了曼哈顿备考，而杨安泽则在公司被收购以后继续留任公司主席，直至２０１２年年初辞职。

２０１１年，杨安泽成立了非营利性公司“为美国创业”（Ｖｅｎ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旨在为年轻一代的企业家们提供去美国各大城市创业的技能和机会。２０１２年，杨安泽被美国财经杂志评为“全球１００名商界创新人士”，并在同年，被奥巴马政府选为“变革的冠军”（Ｃｈａｍｐ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１５年，杨安泽还被选为“总统环球创业大使”。

杨安泽的竞选之路始于２０１７年，不过他的政治抱负在他开始“为美国创业”之时，就已经非常明确。“为美国创业”的开办意图是帮助更多的年轻精英获得专业培训，从而使得这些精英能够去到二、三线城市发展，并为这些城市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一理念多少有些救世的英雄色彩，也凸显了他对年轻的美国人的期待。

杨安泽的参选之路比奥巴马还要快捷。他能如此迅速地站到总统候选人的辩论台上，主要原因不外乎两点：其一，今日的民主党群龙无首，放眼找不到一个可以孚得众望的选举人；第二个原因则是特朗普的获选。特朗普在２0１６年击败希拉里，震惊了所有人。他的商人背景，他无所顾忌的言辞，仿佛告知众人，其实当选总统并不需要一定的资历，也不需要依照一定的规则。如果特朗普在三年以前能够以这种违背常理的方式取胜，那么其他人以自己的方式来参选，也有可能成为竞选的黑马。

与其他候选人及媒体的蜜月期 杨安泽的竞选议题非常简单，自动化重塑劳动力，许多人将因此失业，而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则是，每月给每个１８至６４周岁的美国公民提供１０００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ＵＢ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ｃｏｍｅ）。杨安泽在第一轮的竞选辩论中讲话时间不足３分钟，在第二轮的辩论中大概不足９分钟，是所有竞选人中说话最少的。略显尴尬的平淡，却使他在火药味十足的辩论场中平安过关而将进入下一轮的辩论。

在身份政治风行的今天，杨安泽其实具有先天的优势，他的少数族裔的面孔使得他能够避免被攻击为种族主义者。杨安泽没有从政经历，这似乎也成为一种优势：没有可以被涂抹的历史，也就没有政治包袱。另外，杨安泽还具有亚洲人的温和，在初选辩论中，既不见他咄咄逼人地攻击旁人，也不见别的竞选人对他进行质疑和谴责。

这也许就是杨安泽目前的竞选策略：名不见经传的政治素手，首先须得稳住阵脚，才能平安进入后期。 全民基本收入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局限 “全民基本收入”看起来简单可笑，有点儿像是一拍脑门而想出来的，不过事实上，这个政治理念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渊源。

到了２０世纪，基本收入的概念不断被人们提及，倡议者和拥护者层出不穷，包括哲学家罗素、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尼克松，经济学家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社会科学家查尔斯.穆瑞，以及马丁.路德.金。

美国自建立社会福利制度，各种问题接踵而至。自由派和共和党人都曾关注过ＵＢＩ的政治理念，试图以此来替代社会福利系统。穆瑞在2006年出版了《在我们手中：替代福利的方案》，在书中，他第一次提出了ＵＢＩ，要为每个满２１岁的美国人分发1000美元的年收入，以此取代社会福利体系。美国社会福利系统是民主党从罗斯福开始，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一套体系，所以总体来说，民主党反对ＵＢＩ。 在这次初选中，人均1000美元全民基本收入的提出，无论是让人侧目还是令人瞩目，都让选民们记住了杨安泽这张亚裔面孔。1000美元这个数字看起来像是为了夺人眼目而随意挑选的一个数字。人们会疑问，为什么不是990０美元或1100美元？而无论是从国家预算，还是从个人消费的角度，这个疑问都难有答案。

ＵＢＩ听起来合理诱人，但在实施方面却有诸多困难，并且始终没有获得成功。２０１７年年初，芬兰开始进行为期两年的基本收入实践，向２０００名随机挑选的失业人员发放每月５６０欧元的基本收入。获取这份收入的人群，不受有无工作所限，即使找到了工作，仍然可以继续享受基本收入。这一实验可谓全球瞩目，各国政府和许多社会活动家都在期待实验结果。因为如果成功，它不啻为解决贫富不均的一剂良药。然而２０１８年年初，芬兰政府即宣布不会对这一实验进行延期，原因是得到基本收入的人群，快乐感固然是增加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寻找工作的意愿。简言之，基本收入不能促使人们去寻找工作，它的初衷无法得到实现。

“全民基本收入”忽略了人类天性中的一些弱点。基本收入会给在生活中挣扎前行的人以更多空间，可是因为没有限制条件，没有制约，许多人会因此而放弃努力，年轻人可能将此用于游戏，瘾君子可能将此用于酒精或毒品。“基本收入”的实验令人失望而不了了之，甚至迄今为止竟没有一份实验报告呈现给世人。

少数族裔的发声和参政，开始的时候总是基于种族的自我意识，既敏感，又热烈。杨安泽的出现，令许许多多华人激动而感佩，欢欣鼓舞地进行助选和声援。这无疑可以理解，也是天经地义，但是纯粹出于族裔的考虑，则未免狭隘而缺乏自己的理性和思考。

家庭观、教育、务实，这一系列的优良传统使得华裔逐渐成为收入最高的群体之一。然而迄今为止，华裔更多地是停留在了生活安逸的层面，鲜少去关注或积极参与政治与社会改造的实践。华人的经济地位和财力与其政治地位的不相匹配，在各个少数裔中亦为罕见。所以杨安泽的出现，对于这一代的华人来说，意义深远。

相较于半个世纪前的邝友良，杨安泽所处的时代让他获益良多。中国的崛起和在美华人经济地位的上升，使得杨安泽可以更多思考国家面临的真正的问题，而不必单纯地拘于种族的利益。杨安泽也获得了许多年轻人和科技人士的支持，不分种族，不分党派。这实在是这个时代令人欣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