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件，是甲午年和战双方对立的一次外显。清帝国正面临东亚史乃至世界史上最重要的一场战争之一，而垂帘听政近30年的慈禧太后，和亲政七年的光绪帝，帝国权柄名义上的最高执掌者和实际掌权者，两人之间的矛盾却由内廷外溢，由于和战之争，引发整个朝廷的对立。此后历史的走向，也受此影响，1898年戊戌之变和1900年的庚子之变，可以说都是在此发端。

立宪派领袖张謇对晚清朝政有一段总结，他认为之所以乱象纷生，“表病在新旧，本病在后帝”，也就是说，本质矛盾在慈禧和光绪之间。“始于家庭一二离异之心，成于朝列大臣向背之口”，于是“因异生误，因误生猜，因猜生嫌，因嫌生恶，因恶生仇，因仇生杀”，由于彼此间立场、利益不同，太后和皇帝逐渐有了误会，时间一久，就有猜疑、敌意，以致彼此嫌恶，最后竟成仇敌。在张謇看来，这也是戊戌之变和庚子之变的内在驱动力。（恶而雠，故有戊戌之变；雠而杀，故有庚子之变。戊戌雠帝雠小臣，卒雠清议；庚子杀大臣杀外人，卒杀无辜之民。”

历史的走向自然是由多因素决定，而历史学的魅力，正在于不同时期对历史事件背后的成因，往往会有很大的变动，甚至截然不同的看法。在历史的迷宫中，阿里阿德涅线团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晚清政潮，落点在结构性的局限上大致没错——一个前现代政权体制，又拒绝根本性的体制改革，自然无法承载近代化的疾浪狂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