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尔在《正义——该如何做是好？》一书中讲述了一个叫欧麦拉的城市。这是一个拥有幸福感和公民荣誉感的城市，没有国王和奴隶，没有广告和股票交易，也没有原子弹。

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只有一个人例外。“在欧麦拉的一栋漂亮的公共建筑的地下室里，或者是在那些宽敞的私人住宅的地窖里，有一扇房间，它有一个锁着的门，没有窗户。”房间里坐着一个孩子，有些弱智，营养不良，并且被人们所忽视。

他在极度痛苦中勉强维生。所有的欧麦拉人都知道，他就在那里；他们都知道，他得待在那里。他们明白，整座城市的幸福和美好都是因为这个孩子所遭受的痛苦。因此，没有人来拯救他，他们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幸福。

在我看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其一，命运是有外部性的。在一个社会当中，每个人或每个群体并不是孤立的，而是高度相关的，正如欧麦拉市民的幸福生活便是地下室孤儿痛苦的“溢出效应”；

其二，正义是需要成本的。如果不愿意分担正义的成本，那么对于正义的呼吁就是叶公好龙；

其三，我们不能用一个人（或多数人）的快乐去抵消另一个人（或少数人）的痛苦。

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处境类似于欧麦拉的地下室孤儿。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没有他们的付出，城市的繁荣便不可想象；没有他们作为廉价劳动力，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便无从实现；没有他们，就没有所谓的“中国奇迹”。

“中国奇迹”不是魔法师的作品，毋宁说一场超大型魔术，人们只看到舞台上潇洒自如的魔术师，却看不到后台紧张忙碌的农民工。

改革开放三十年，就这样同时创造着财富与贫穷。我们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深圳速度，却没有看到因赶超进度而缺乏劳动保护的风钻工，他们因此而罹患尘肺病。

2009年，有两条关于农民工的新闻格外引人瞩目。一条是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证明自己得了“尘肺病”而非肺结核；另一条是中国农民工当选《时代周刊》年度人物亚军。

表面上看，这两则消息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在第一个故事里，农民工扮演了一个凄惨无助的受害者角色，张海超胸前的绷带是最有力也最无力的控诉；

而在后一个故事里，中国农民工则成了对抗金融危机的平民英雄，6张青春快乐的面孔，成了美国版“劳动光荣”的最佳注脚。

其实，这不过一枚硬币的两面。长期以来，农民工为中国奇迹和世界工厂承担了过多的代价，现在，他们开始为权利和正义而斗争，他们开始主动地提出权利诉求，上访、罢工、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

我们不能像欧麦拉的人们那样，对农民工的苦难和维权行动无动于衷。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呼唤善待农民工，但这不能掩饰我们内心的害怕：

我们害怕开放户籍，会让他们涌入城市，挤占我们的工作岗位，增加我们的财政负担，危及我们的美好生活；我们害怕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会让资本外流到其他城市或者国家，阻碍我们的GDP增长。

所以，我们更愿意让农民工作为弱者接受我们的帮助，而不愿意让他们成为我们的一份子。而事实上，他们不是弱者，他们只是缺少基本的权利。

命运的外部性一方面使我们连为一体，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的社会陷入分裂，既得利益蒙住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对他者的苦难视而不见。不要将责任完全推给不公正的体制，也要反思我们自身，因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体制的受益者。

衡量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要看它的穷人过得怎么样；衡量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要看它的富人做得怎么样。如果一个社会的穷人尚且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那么这一定是一个丰裕社会；如果一个社会的富人乐善好施、知书达礼，那么这一定是个礼仪之邦。

相反，不管一个社会的GDP总量如何之大，只要有一部分民众仍然衣食无着、低人一等，这个社会在本质上还是贫困的，只不过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已；

不管一个社会的文化产业多么发达，高等教育如何普及，只要大多数富人过着醉生梦死、为富不仁的生活，那么，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必然是低下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命运，是摆在我们全社会面前的一道考题，它考验着我们对于正义的看法和道德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