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干过20多年手采矿的约瑟夫（Joseph）递给我一份手写名单，上面记录着11名今年上半年在卡苏鲁丧命的矿工信息。这名42岁的卡苏鲁手采矿工自发成立工会的秘书长说，“他们用生命换来工头或小矿主给500美元赔偿，妻子通常改嫁，紧接着子女就会成为孤儿。”笔者迅速用余光扫了一眼名单，发现年纪最大的罹难者生于1983年，最小的一名矿工在5月27日死亡，卒年26岁。

矿工工会的办公室只有大约五六个平方米，紧靠着大型运输车来来往往的路边。坐在约瑟夫身后的桑德拉（Sandra)女士是协会的社会工作联络员，她是笔者在矿脉见过的唯一一名已婚“丁克族”，她用十分温柔的语气说，“开办工会每年自筹的运营费用是7000美元，工友们在这里进行培训、提供劳动保护、处理家庭事务并解决纠纷。”

桑德拉的话音才落，我就亲眼见证了一场纠纷。通过向导才弄清楚纠纷的原委：通常卡苏鲁原住民会把自家的矿洞包给工头，工头则会向来自中国的矿石采购商提前“按天预支货款”用以招揽矿工，结果这伙矿工私自把矿石卖给了另外出价更高的中国采购商，三名高壮的警察找上门来，“希望争端不要出这个房子。”

在非洲矿脉，人们的生活似乎都是按天计算，手采矿工没有固定收入，按照生产量算报酬，一天不叮叮咣咣的劳作就没有任何收入。于是，处在收矿环节的中国商人便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更何况大多数时候黑人手采矿工都会预支货款度日。

一般而言，当地手采矿工抱怨最多的是来自中国人不按照真实矿石品位计价，虽说不同品位的矿石价格表每家收购商都公示在外，也有动辄每台十几万的专用枪式品位测量仪来检测样品，但有时候黑人还是斗不过“聪明”的中国人。

“电子称有时候被动了手脚，明明100公斤的矿，中国人在裤兜里藏一个遥控器，哔的一声就显示成80公斤。”一名经验老道的手采矿工笑着说，“后来我们就在称重的环节长了心眼，不让中国人把手伸进裤兜。”

当然这只是一面之词，其实到矿脉经营矿石收购仓库的中国商人也有他们说不出的苦衷。从18岁就从河南老家到矿脉打拼的邹政韬说，刚来的那会儿时常丢货，后来有了经验就在麻袋上划上横线。

至于警民关系和重量品位抽水的问题，去年从河北沧州到矿脉谋营生的吴梦女士的说法很具有代表性，“在这里做生意，警察几乎时常来以各种理由要钱，每个月打点警察的费用差不多要2000美元，几乎和正常的工资成本打平手，这还不算路上需要给交警打点和冶炼厂收货时的掉秤，现在来这里的中国人越来越多，竞争十分激烈，很难赚钱。”

在人们的印象中，央企是调动资源的一把好手，可是在非洲矿脉独特的社会环境中，央企也有“失灵”的时候。坐拥金山银山的矿脉，嗅觉灵敏且处事更灵活的民营企业几乎都发了财。我在当地遇到几名在新千年之后就来到加丹加地区淘金的中国商人，如今这些大多才过而立之年的年轻面孔都个个身价不菲，“我们家生意每个月的净利润都有一千万美元左右”，一名祖籍广东的90后说。

可是一向呼风唤雨的“央企”又如何呢？矿脉上茶余饭后的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是：一家中国有色金属的领头羊央企，早在2002年就拿到了储量可观的矿山，可是愣是难以调配两地资源，无奈搁置项目铩羽而归。

直到2008年由于西方断粮导致偿债危机，中方提出“资源换项目”模式之后，以中国中铁和中国电建等为代表的央企才重回矿脉。根据协议，中国企业联合投资，在刚果（金）全国范围内修建公路、铁路、医院、学校、大坝等基础设施项目，作为回报获得铜钴矿采矿权。

今年5月底的一天，一早，我从刚果（金）第二大城市、如今的上加丹加省省会卢本巴希一路沿西北方向北上，中午时分抵达了坎布韦（KAMBOVE）万宝矿产控股的科米卡矿业项目营地。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和中国万宝工程公司分别拥有万宝矿产84%和16%的股权，除了在刚果（金），一度遭遇缅甸村民抗议的莱比塘铜矿，也归于万宝矿产名下。

营地两年前才正式落成，与一旁的选矿厂一样都拥有最现代化的配置。投产一年生产的硫化铜钴精矿全部从南非启运回到中国。按照生产计划，5月份选矿厂能够出产4454吨精矿，其中铜矿品位22%，钴矿能够达到7%。

选矿厂厂长助理兼选矿工程师卢建安一边陪同笔者在生产线沿路走访一边自豪地说，“破碎机、药剂线和尾矿废水泵都很先进，成本仓库的机械化程度更高，只需要8个仓库工人就可以操作。”卢建安称，尾矿库坐落在几公里外，完全能够达到环保标准。

趁着市场价格上扬，抓紧时间生产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在矿脉扎根的央企仍有很多烦恼。与工会协商工资、卫生防疫和治安保卫，再加上与矿业局环保检查组打交道，耗费不少精力。最特别的还有一件事，“我们项目卫星地图更新很频繁，精确到米”，卢建安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张美国卫星拍摄的项目俯瞰图，似乎是一双眼睛，时刻关注着中国央企在矿脉的一举一动。

越野车在村户中七拐八拐，眼前突然出现几米高的巨大的白蚁巢穴，附近几排土房就是坐落在科卢韦齐市郊的“好牧师”学校—一间专门负责照看和教育近千名矿工子弟的学校。临别之际，年轻的黑人修女主动邀请我在留言薄上签名，其实那上面也有一些欧美人士热情洋溢的留言，但修女说，“来过的人确实不少，但只有中国人肯帮我们。”

三天后的下午，华友钴业旗下刚果东方矿业的两名员工带着在科卢韦齐采购的生活物资来到“好牧师”学校，一卡车玉米粉、糖、油、盐、豆子、花生和煤，这些在孩子们的眼里就是两个字：“希望”。

在我眼中，就算中国山区最简陋的学校都要比这里强许多。说是学校，至多是一个遮风挡雨的避难所罢了。木隔板做墙、脚踩灰土地，28岁的“矿工子弟就学”项目总监Kamungu先生打开窗，才令昏暗的办公室透进一丝光。

我一开始出于职业操守想单独把几名矿工子弟引到室外访谈，可是没想到每间教室无论年幼，孩子们似乎都不避讳讲述自己的故事。身穿绿色衣服的Kila今年16岁，8岁时第一次接触手选矿，“我在家里排行第二，18岁的姐姐已经结婚，最多的一次我连续工作了半个月，赚了大约85美元。”落落大方侃侃而谈的Kila说，他四年前开始得益于这个项目开始学校生活，“我长大了想当一名飞行员”。

11岁的Johnatan是我在第一间教室遇到的孩子，他家兄弟姐妹一共八人，用他自己话说，“选矿其实很简单，平时跟小伙伴玩着玩着就会了”。Johnatan用的锤子只有1公斤重，赚到的钱都会如数交给妈妈，“我妈妈现在很支持我上学”。

和“好牧师”学校简陋的校舍相比，坐落在卡苏鲁矿村的Kimbanguiste 学校就幸运许多。刚果东方矿业公司正无偿帮助这所学校新建6间教室、2间厕所和1间办公室。

拥有20年教学经验的Celestin已经当了6年校长。他介绍说，这里的学生年龄从5岁一直到14岁，每人每个月的学费是6美元。最后一节课是数学课，我问“父母是手采矿工的同学请举手”，结果眼前都是举起的一双双小手。

5岁的男孩Landrian和7岁的女孩Edo成了被访问的对象。Landrian想了好一阵儿，才告诉我说家里一共有9名兄弟姐妹，他的父亲给印度工头工作。Edo的父亲显然不想让她过多接触矿业，虽然身在卡苏鲁矿村，但从来不让她去，“我爸爸很努力地采矿，供养我们五名兄弟姐妹上学。”Edo说她以后想当一名医生，而Landrian就希望能和父亲一样成为一名手采矿工，“我知道这很辛苦”。在一旁的Celestin则说，等中国公司援建的新教室盖好了，孩子们一定有更大的学习动力。

而在“好牧师”学校，孩子们的愿望就更加朴素。15岁的Lunga眼瞅着就要没学上了，“我不想再失学，我希望中国人能帮我们再修一所中学”。生性简单快乐的矿工子弟把车窗当做镜子扭动身体，在笔者准备打开车门的一刹那，一名用油笔在小手掌画满图案的小男孩鼓起勇气凑上前，说他有话要说，“我想我们学校也能有一间厕所，我想继续上学”。

从飞机上俯瞰纵跨刚果（金）和赞比亚的加丹加高原，眼睛会不自觉地被一座又一座巨大的矿坑所吸引。中国人的投资令整个地区矿石产量节节攀升，给卢本巴希及科卢韦齐等矿都带来了兴旺。我在几个城市分别走访和投宿，亲身感受到当地人内心中对生活变化的喜悦。

尽管改建施工效率比较慢，但卢本巴希机场去年仍焕然一新，这里是矿脉的门户，可以直飞去往刚果（金）首都金沙萨、肯尼亚内罗毕以及南非约翰内斯堡等地。越往城市里走，发现这里就越繁华，虽然不至于堵车，但几个小广场附近仍然熙熙攘攘。已经在矿都生活了近十年的河南人邹伟强说，“刚来那阵儿绝对没有这么热闹，大街上新车也少。”

市镇的繁荣变化日新月异，前几天还没有的夜市，就在笔者居停的时日突然出现，令几名常年生活在科卢韦齐的中国人也感到惊讶。要知道，在这里的中国人连方便面第一次出现在市场的时间都能记得一清二楚，“那是2008年，以前想要买点大米，比登天都难，”一名中国商人乐呵呵地说。

在科卢韦齐，我投宿的酒店有一个十分浪漫的名字叫“月宫”，老板是印度人，最早是一个司机，后来嗅准了旅店业的生意如今发了大财。酒店客房几乎天天爆满，尽管离矿区近灰尘大，但卖力的工作人员仍不停擦拭着落地玻璃，“年轻人很难找到工作，能在这里工作我感到很高兴”，一名黑人小伙坦诚说道。

越来越多中国人的到来带旺了城镇，这里慢慢出现了火锅店、卡拉OK甚至一家海绵床垫厂。“冷颤的鸡”(应为椒炒鸡块)、“海达族面条”（应为福建虾面），“素食满洲人”（应为素炸丸子），以上这些抄录于“月宫”酒店中餐菜单的菜名着实吓了东北出生的笔者一跳，不过，很快转念一想，这令人忍俊不禁的一幕也是矿都正走近中国的生动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