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瑜

这次演讲的题目就是“作为生活经验的政治”，我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在我们当代的中国，我们谈论政治，经常有两个误区。

一个是把政治作为一种高层的精英活动来看待，比如说：政治是什么呢？就是党中央要开什么会了，领导又接见谁了，中央又发什么指示了。

我记得小时候老师给学生写评语的时候，一般首段总是会写你的政治思想状况，老师们特别爱写某某同学特别关心国家大事、经常阅读《人民日报》、观看《新闻联播》等这样的评语。

凡是这种视角它都是把政治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东西，而不是说渗透着、包围着我们的柴米油盐的生活的这么一个东西。

像我们这代――更早几代人可能更是这样，可能你们在座的很多80后，也许经历这种东西少一点――在饭局上，经常会看见有人特别振奋地窃窃私语：你知道那谁谁是谁的人吗？你觉得那谁谁十八大有戏吗？

这种对高层政治的热衷，我觉得不仅当代中国是这样，实际上我们的传统就是这样，我们的正史就是这样写的。

我们的正史实际上是什么？就是一个宫廷八卦史，就是皇帝亲信了一个小人谁谁的谗言，没有听好人谁谁的话，这个朝廷就完了。就是这么一种认识历史的方式，认识政治的方式，我觉得它是一个误区。

另外一个误区是什么呢？我觉得是把政治看作一种纯粹概念性的、理论性的、漂浮的东西，不去追究你的判断以及这些概念性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现实经验论据的支持，我觉得这也是很常见的一个状况。

因为讲到这一点，我就想起，前一段时间许知远同志跟我交流他和另外两个所谓的“新左派”前辈的对话。像许知远这种“反动派”，肯定和那些“新左派”发生了一些辩论。

他说当时辩论到过后，那两位“新左派”的前辈就会说他：你看你，你为什么会中自由主义的毒呢？是因为你读书太少了，因为你读书只读到了19世纪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你没有往下读，所以中了这个毒，你如果往下读，你就会意识到，比如说美国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等等。

我当时听了这个话，印象挺深刻的。后来我就在想，如果是我在那里，我可能不会这样跟他们辩论。因为这两个“新左派”的前辈，有一个还是在美国的著名大学教书，教文科的，你跟他比阅读量是比不过他的，你跟他讲哈耶克，他跟你讲福柯，你跟他讲福柯，他跟你讲德里达，你跟他讲德里达，他跟你讲德勒兹。

就是说你是不可能真正辩论过他的，所以我说如果我在那里，我不会这样去跟他辩论。如果他跟我讲福柯说什么，我可能会跟他讲我二舅说过什么，他跟我讲德里达说了什么，我可能会跟他讲我表弟身上发生的故事。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当他企图不断地想把你往理论的高峰推的时候，你要不断地把他拉回到现实当中来，我觉得这是我们讨论政治的一个正确的思路和方法。

否则，如果按他那种思路去思考问题，在我看来，实际上就是刻舟求剑。就是你把那些西方学者的名字刻在你的船上，然后去找那把剑，实际上你是找不到的，但是你刻了很多很多的名字，你以为你离剑越来越近了，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我觉得这是第二个误区。

在我看来，面对这样两个经常出现的误区，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讨论政治的方式是回到生活本身，回到事实本身。这是我们讨论政治时必要的一个态度。

那回到生活本身是什么意思呢？

前两天，我跟另外一个记者朋友聊天，因为我写时评嘛，他就说道：“有人说女人谈论政治是行为艺术。”

这话听起来很奇怪，我说这是对女人和政治的双重误解。

因为政治是怎么回事呢？比如说像你现在住的这个小区，今年物业费是2000，到了明年加成3000，然后你心里就会犯嘀咕，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加这1000？这1000块钱用到哪里去了？这1000块钱跟你商量了没有？你到物业去讨论这个事情，甚至去抗议，这对你来说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其实国家生活是一样的，只不过把它无穷地放大了而已。

政治是什么呢？无非就是说，比如，最近在讨论加房产税，这个房产税要不要加？加多少？而我有没有发言权？

再比如说，像我住的那一带，一到晚上的吃饭时间就特别不好打的。其实这也是政治。这涉及什么呢？比如说，政府的出租车管理有没有垄断，或者发放的牌照够不够。

还有，我知道中国很多家长，都在苦恼是让孩子正常地上学呢，还是让他去学奥数。我说：“你为什么要让他学奥数呢？”他说：“奥数加分。”那我就说这也是个政治问题。谁来规定你学这个可能没什么用处的奥数能够加分？这种事情是谁作出的规定？这个规定合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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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盗火》/严彬，马培杰 （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