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迅速增长的温州商人们，从大蒜生姜到原油螺纹钢，把“炒”字发挥到了极致，而最著名的战场莫过于“黑金”：煤炭。

上世纪90年代，不少温州人到山西下矿井挖煤，但经济下滑导致煤炭价格持续下跌，一些小矿主付不起工资，便将矿井抵押给了包工头，这成为了温州商人和煤炭打交道的契机。

早期的温州煤矿老板苦不堪言，两年亏300多万。一直熬到2000年，煤炭价格持续上涨，回本用了半年，翻倍用了四个月。回首这段往事时，一位老板总结道：我不是天生强大，我只是赌博式的死扛。

赚钱效应像磁铁一般，快速吸引了温州商人的钱币，几年间，400多户家庭携带30多亿元，在山西省承包了300多个中小煤矿。在忻州原平市，有80％以上的煤矿都被温州人承包。

而2001年，陈谢国在送给某县长一辆帕萨特之后，也以200万元的价格拍下了一个破产的煤矿。他估测该煤矿价值千万，而事实上，不到一年，他再转手时就达到了2000万。

2003年，温州煤矿主开始向有关方面报批成立“山西省浙江煤炭企业协会”，这个消息给温商们注入了一剂加大煤矿投资的强心针。

2004年，陈谢国联合几位朋友合资了1亿元，又从民间以年化20%的利息，借贷了2亿资金，一口气拿下一个县70%的小矿场，以便于联合维护价格。他们打算价格升50%便将矿厂转手卖掉，这样本金回报就可以达到100%。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04年10月，山西出台强制政策，计划在2005年底，将年生产能力小于9万吨的小煤矿全部淘汰，而这些煤矿90%都被温州老板承包。慌了神的温州商人们只能一边联合起来和政府协商，一边忍痛撤退。

几个月后，浙江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公布了一份调研报告，表明温商买煤矿是投资，而非投机，煤炭价格上涨来自于能源需求，而不是联合抬价。但这份文件并没有任何作用，陈谢国不得不降价30%将煤矿转手，最终本金几乎损失殆尽。

这一次的失利，让陈谢国深刻感受到了杠杆的威力，痛入骨髓，终身难忘。

因此，2008年，当他面对各种贷款优惠引诱时，果断折断了银行递来的橄榄枝。当时，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中国为抵御冲击，双管齐下：财政部出台了四万亿刺激政策，央行5次降息3次降准，灌溉放水。

当年，一波波不同银行的信贷人员踏破了陈谢国的门槛，希望其从银行申请贷款，金额可以超支，利息可以下调，用途可以更改，只用丢个平台公司过来就可以等钱到账。无论哪个条件都足以让陈谢国感受到帝王般的待遇。

因此，为防止自己把控不住，贪欲再起，陈谢国专门请人在一个四方的纯金卡片上，打磨了四个大字“不要贷款”，并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一时被朋友传为笑料。

陈谢国朋友老叶的公司总资产仅有1亿元，但是通过银行贷款了1.5亿元，资金以承兑汇票（必须有实际贸易活动才可使用）的违规形式陆续到账，老叶准备用这笔钱来搞房地产。

老叶联合几个人拍下了温州市鹿城区一块土地，实际可用面积像个六边形，不算利息，只算土地、建安和税收，总成本就已经高达3.8万元/平米，而当年温州人均收入为3.2万元/年。但老叶丝毫不惧，毕竟该区域的房价是5.5万元/平米。

开发商和购房者很快进入了一个赛跑怪圈中。房地产商不少钱来自于民间借贷，而购房者又多为放贷者。高额的利息让购房者有了虚幻的购买力，而为了支付高额利息，房地产商又不得不继续抬高房价，而高房价又给了房地产商虚幻的高利息支付能力。

2010年，国四条、国十条、九二九新政等一轮轮房地产政策开始出台，2011年国务院继续加码政策压力，而且央行也开始释放重磅炸弹。截止2011年7月，加息3次（2010年以来共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6次（2010年以来共12次）。

温州房价在2011年上半年迎来了快速凌厉的上涨之后，便毅然决然地转头向下，套人无数。温州楼市的氪金标志绿城广场，从巅峰的10万/平方米跌回到了开盘价4.5万/平。机场大道上的富人区香缇半岛、中梁府，从每平方米六七万元跌到了3万元左右，直接腰斩。

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规模达到了3000亿元，利息也在15%以上。这些钱，一部分流向了房地产，一部分流向只有几个点净利润的实业，还有一部分在被借款人挥霍。而随后爆发的江南皮革厂黄鹤因赌债破产跑路，波特曼咖啡经营不善跑路，这些单一事件成为一桶桶燃油，倒向了信贷危机的火堆，导致最终“火烧全城”。

当年温州地区银监会公布的不良贷款率达到了5%，远超平均1.5%的水平。但实际上不少银行不良率达到了20%。温州金融机构的求援电话，很快就打给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央行指示浙江相关机构出台解决方案。两个思路很快形成：一个是紧急救助，用钱摆平；另一个是不给钱，但是给政策，辅助温州自救。

一番讨论后，央行计划给予600亿有条件的资金救援，但消息刚开始吹风，立刻遭到舆论的指责，“用公共资源救助私人老板是不道德的行为”，“盲目扩张的民营企业就应该承担倒闭后果，实现自然淘汰”。

于是，沉默和放弃，成了政府最佳的选择，温州金融行业开始硬着陆。

风波结束后，整个温州银行业统计亏损金额达到了1600亿元，而民间信贷亏损额也高达百亿元。大而不倒，对于做小商品的温州民企而言，遥不可及。

陈谢国几乎每天都能听到跳楼、跑路的消息：借钱的老板，互保的企业、倒钱的中介、出钱的普通人，人人自危。每次听到这些消息时，他都会脊背发凉，若不是自己早年吃了亏控制了杠杆，肯定会成为其中一员。

2013年，陈谢国接到了老叶的电话：“兄弟，我要跑了，欠的不多，但是没信心再还起来了。2009年逼着我去银行借钱，2011年又开始逼着我还钱。政策的短线操作比温州人都快，真是被搞死了。”

心力交瘁的陈谢国打算彻底退休，他希望儿子重回实业，把工厂再办起来，但儿子没有应承，陈谢国也知道，孩子的选择没什么问题，现在再做实业，已经是死路一条。

这些年房产价格高涨，导致人力成本大幅上升。没有了劳动力红利的温州，又赶上了2005年之后的人民币升值，出口业务再遭打击，建个工厂做实业，等于用打火机烧钱。

放弃实业的陈谢国，每天傍晚都会在自己工厂前的马路上遛弯。走在这条路上，他时常回想起父亲带着他下地干活、自己背着产品到处推销的场景，而他脚下的这条路，以前叫做谢国路。

03

陈谢国的儿子陈继兴，虽然没有接老爸的班，但并没有闲着，他正在跟朋友琢磨着一些“大投资”。在2011年的一个夏天，在香格里拉的V8包厢里，他们一边嚼着鸭舌，一边听着密友小胡的口若悬河：

“目录大王可是咱们温州人，这比马云搞中国黄页都早了十几年。但现在你看看，一个默默无闻，另一个成为了世界首富，这差距就是科技的力量。我们温州人要在科技领域大发威风。”

陈继兴们连连鼓掌叫好。他们几个人吃九山湖冰淇淋的时候就在一起玩了，也算世交。小胡去英国镀了层金后，被老爸叫了回来，陈继兴则在温州大学过了四年，另外两个朋友则高中读完就到了家里厂子里帮忙。继承父业，成为了他们共同反感的话题。

小胡的想法激发了大家的热情，而且作为英国回来的最高学历者，毫无疑问成为了项目带头人。大家当即掏出手机，一共往小胡的账号里转了100万，用于科技公司筹备开支。随后便举杯相庆：“超越父辈，来来来，干杯！”

不到两周，公司便注册完成，1000万资金也即刻到位。办公室选在了新城大自然写字楼，寓意新城新气象。8楼整个一层，装修也高档，拎包即入。上个租户是家贸易公司，亏了两年后，关了工厂、关了公司，打算提前养老了。

公司成立用了两周，但是招聘却用了大半年，依然无所收获。毕竟居民高房价、城市低规划的温州，难以留住人才，更不提科技相关。2012年，温州籍在外读书的大学生毕业回乡工作的比率不到60%，随后几年更是不断降低。而温州大学的外地籍大学生选择在温州工作的比率也仅15%左右。

陈继兴几个股东并都不懂技术，小胡也只是自诩为“战略大师”。一拖两拖，英雄气就短了，科技项目就只能暂告一个段落。毕竟这些钱对陈继兴几个人而言，只是九牛一毛。于是，场地照常租用，几位股东隔三差五在公司吃吃火锅喝喝茶，继续寻找下个财富机会。

这个“机会”很快悄然而至。

2013年，互联网金融在科技大潮和政策鼓励下，平地崛起，p2p席卷大江南北。虽然挂着科技的外衣，但找钱卖钱赚差价的业务模式，不过是温州“抬会”的孙子辈。对熟悉这种套路的陈继兴们而言，也是轻车熟路。

2014年，陈继兴在杭州注册了一家P2P公司。吸取了上次招聘经验，他们分别在杭州远洋大厦、上海金茂大厦和温州财富中心，开了三个办公室，都是当地的金融CBD。杭州有技术、上海有名气，温州有资金，用小胡的话叫做一体两翼，而扎台型是玩金融的硬实力。

不到一个月，技术人员招聘完成，网站上线，公司快速投入运营。资金方面，通过招募了一百多人用电话、网络来寻找资金储户，甚至请了一些外国友人来包装科技项目。而项目源则基本是身边的朋友、亲戚公司。有时也会虚拟几个项目，空转几圈，到了2015年，这些钱大部分流向了股票市场。

高大上的形象，高额的预期回报，让陈继兴的公司坐上了一台喷射机。第一个一百万流水，用了两个月，第一个千万则用了两周！公司顶峰时期的日流水更是近亿元。

陈继兴和朋友们时常感慨，“我们成功了，这是父辈们想都不敢想的成就，还是炒钱赚钱快”。陈继兴也开始寻找一切炒钱的机会。很快，一本《通向财富自由之路》成为了他每天必读之物，新的业务规划也逐步形成，那就是：区块链。

2017年的一个下午，市区的一个居民楼内，五十多号人围坐在四张餐桌上，桌上摆着血蛤、猷蜢，鸭舌等地方特色美味。一位妙龄女子激情四射地演讲着：

“区块链，是一个颠覆人类的发明，这是继互联网之后最大的一次浪潮，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我们的币，不仅是个全球通用的钱币，更是一个生态圈，一个帝国。现在加入我们，拥有币，你就是开国元勋，你就能享受百倍万倍的增长！”

为了增加可信度，妙龄女子又追加了一句：

“我特别希望我们是个传销组织，这样你们都是我的下线，但很可惜，我们不是。我们只是希望将财富机会传播给更多亲密朋友。”

众人掌声雷鸣。一个五十多岁男人想继续询问买的是什么，但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在一片欢呼称赞中。

这样的饭局几乎每天一场，列席者有市区的，有周边县区的，也有从四川组团过来的。有人带着几百万全部积蓄，有人带着几十万的银行贷款。除此之外，陈继兴和朋友们也四处演讲，几个老板也开始合力拉升币价。两个月不到，便收获了250%的涨幅。

陈继兴在高位快速卖出了手中的大部分数字币，但他并不打算全部撤出，相反，他计划在下跌一段时间后再买入托市。陈继兴的算盘是，好不容易有个新市场，要好好培养，走可持续发展的路。不过正准备大干快上的时候，他以前日赚斗金的p2p业务，却遭遇了危机。

2018年，温州瑞安人卢志建、卢立建兄弟突然跑路，引发了一场P2P行业大地震。卢氏兄弟几年间大肆投资了十几家P2P平台公司。他们在跟这些p2p平台谈判时，估值慷慨不还价，资金到位不拖拉，基本不要求利润对赌，仅有一条限制，就是：卢氏家族的公司，可以在投资的p2p平台上来融资。

按照风控要求，股东自融是不允许的，但卢氏兄弟投的这些p2p公司的老板，本来就计划找机会卷钱跑路。没想到，他们还没开始收拾包袱，卢氏兄弟就携带着各个平台借来的百亿资金，出国撒欢了。

由于投资者的挤兑，陈继兴的p2p公司也遭受了损失，所幸规模不大，还不至于跑路。但是他也不得不掏出在币圈赚来的利润，弥补公司的亏损。当最后一笔资金汇入公司账户后，陈继兴猛抽了一口烟，吐出了四个字：“MD，骗子。”

但陈继兴追逐财富的脚步并没有停止。2018年初，一位朋友告诉陈继兴，有渠道可以见到温州老乡谢世煌，马云的创始合伙人。但陈继兴摇了摇头，因为他要赶着去参加一个币圈的顶级大会：温州商人筹划参加EOS的全球节点竞选。

陈继兴并不认为温州可以拿下节点，因为需要的技术支撑太复杂太专业了。但是，他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因此，在开往会议地点的路上，陈继兴到银行办理了抵押手续，一笔笔贷款打入自己的账户，几年前的父命早已抛之脑外。

随后的几个月，EOS经历了一波凶猛的过山车行情：从4月初的40元，一个月便涨到了140元左右，两个月后又下跌到了50元，在这个过程中，陈继兴收获的是财富，还是懊悔，不得而知，就如温州商人未来的路一样。

04

1972年，电影《教父》横空出世，18年后《教父3》上映，整个系列完结，并在美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极为浓厚的一笔。电影讲述了柯里昂家族横跨近百年的黑帮历史。

第一代教父维托，迫于生存不得不选择了暴力这条路，但依然时刻努力去维护了自己还算和睦的家庭，担负男人的责任。

第二代教父迈克，获得了更大的权势和更多的金钱，却不得不面临兄长的决然背叛、

妻子选择人工流产后的离去、以及女儿为掩护自己而中弹死亡的种种家庭不幸。

第三代教父文森特，还没有登上权力王座，就已经将老教父教导的男人责任、家庭理念抛之云外，一面和女记者幽会，一面为权力而追求迈克的女儿。

时代变迁是每个人都无法抗拒的巨浪，黑帮也如此。而“三代魔咒”也似乎成为了逃不开的巨网，温州陈家三代人也是这样。

第一代人忍受漂泊之苦却终究没有一把属于自己的钥匙，第二代人将一把厂房钥匙换成了一串房门钥匙，第三代人则把一串房门钥匙换成了一串电子秘钥。不同钥匙开不同的锁，不同的锁，则守护着不同的财富。

和陈家三代一样的，还有成千上万的温州商人：发迹于商品匮乏下的制造业，弄潮于城镇化催生的房地产、缺席了科技浪潮的互联网，迷失在荒诞的P圈和B圈。

2015年，温州模式三十周年再次引起了舆论的广泛讨论。纵观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善于捕捉政策机遇的温州，成为了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

而所谓温州模式，是中国崛起的特定历史进程和温州人敢于拼搏的奋斗精神的结合，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难以复制和重现。

然而，从“信用杠杆”到“信用破产”，从“草绳精神”到“炒作之王”，再到被唾弃的“温州帮”，温州商人们的身份变化，也像曾经的经济奇迹一样，日异月殊，变化无端。

但从筚路蓝缕，到实业困境，再到投机风起，这究竟是温州商人顺应了时代，还是代表了时代，还是辜负了时代，这其实是一个需要中国经济来统一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