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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阅:69411860/回:0)高善文:时光的刻痕【下】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位同学甫一毕业就投身证券市场,迄今成为中国股票市场少见的常青树,声名远播。 而我当时正着迷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效率市场假说,折服于其简洁、精巧、深刻的经济思想,以至于迄今进入股票市场有年,却仍然是深山探宝,空手而归。 四、上海滩 四月的北京乍暖还寒。中南海的宫墙外,玉兰花已经凋谢;昆玉河畔,柳树刚刚抽出新芽,在春风中摇曳起舞。 夜晚时分,华灯初上,薄暮下的长安街气度恢弘,庄严大气。 我与朋友漫步在复兴门的桥头,无心欣赏身边的美景,内心充满彷徨和纠结。 这是2003年的暮春,“非典”的阴影还没有散去,而我则站在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一个选项是远赴美国,再念一个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当时的我已经拿到一些录取通知书,并开始办理留学签证。 一个选项是在国内谋一份差事,薪水优厚一些,还有一些成长空间。 麻烦在于,在国内谋份差事何其不易,所谓成长空间更是一片朦胧;而留学生涯的未来路径明确清晰,容易预测。 陪同我散步的是多年的同窗好友,当年正是他的指点使得我顺利转入经济系课读研究生。 这时,他正在力劝我加入光大证券,从事经济数据的分析工作。新上任的光大证券总裁决心加大投入,全力转型和发展卖方研究业务;而好友则受命主理此事。 我此前曾经在政府机构工作数年,从事公文运转,对证券公司十分陌生,也弄不懂卖方业务到底是做什么?证券公司去分析经济数据有什么价值?心中难免惶恐忐忑。 好友尖锐地指出,你已经三十出头,如果远赴美国,到四十多岁才能够安定下来,大好年华,皓首穷经,十分不值。即使四十多岁在美国谋到一份差事,薪水难言丰厚,这期间还要生孩子、置产业,经济必不宽裕。而国内证券市场则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总之,他痛陈留学之非,极言在国之是,剖析利害,鞭辟入里,直似苏秦重生,张仪再世。 就这样,尽管家里人坚决反对,我也颇有疑虑,但几个月后,我还是撕掉了美国留学的签证,一咬牙、一跺脚,转身去了上海滩。 光大证券的研究所当时设立在上海浦东张杨路上一个居民楼里,属于这所建筑的底层商铺。这个底商本来的设计是要建一个超市,由于无人承租,一楼变成一家川菜馆,二楼则成为我们的办公场所。每天中午以后,办公室便飘来菜馆炒菜的香气,和着川菜独有的麻辣味;偶尔有老鼠从桌子底下钻出来,又飞快地溜走了。 这年的证券公司经营极度困难。有同事含着泪说,基层营业部的员工,一个月八百块的工资都已经发不出来了。在居民楼里,与川菜馆一起办公,重要的原因是租金便宜。想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豪言,我的心中开始惴惴不安。 会议室里灯火通明,烟雾燎烧,大约已经是凌晨两三点的样子了,我们刚讨论完一个演示文稿,处理好最后几个数据,开始吐着烟圈,随口议论卖方业务的模式和公司的未来发展。 好友大手一挥,说,我们今年的分仓业务收入刚起步,差不多500万左右,几年以后,我们的业务收入会达到3000万以上。到那时候,大家的个人年收入,将足以俾睨美国的普通中产阶级。 会议室里传出轻快的欢笑声。不是期盼,而是大家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公司已经快无米下锅了,能否撑到那时候都还难说呢;再说,从哪里能弄到那么多钱呢? 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几年以后,我们的分仓业务收入已经数以亿计。 五、江湖之远 在美国,金融市场的波动在政府宏观经济决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投资银行(在中国称作证券公司)经济学家对经济数据的分析、以及对市场的解读,对政府判断局势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但中国的情况显非如此。 当年一些朋友听说我去证券公司作分析师、炒股票,感觉十分惋惜:干点什么正经事儿不好呢?非要去搞投机生意!再说,原来在政府的工作又体面、又高大上,怎么说丢就丢了呢? 在上海期间,有次打电话到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自我介绍后,客气地询问对方主要负责哪个领域的工作,接电话的人员不屑地说:“我的工作就是管你们这些人”,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还有一次,应邀参加一个私募基金的午餐会,我的角色是介绍一些经济方面的判断。我站起身来,刚说明身份,就被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一位科长打断:“这些事情你们不懂的。我的分析刚上报给人民银行总行,得到了总行货币政策司的肯定。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就是当时的状况:2003年的时候,中国证券业的研究业务刚开始蹒跚起步,没有人认为证券公司能够拿出严肃的、具有启发性的宏观研究报告。 2018年5月31日上午,成都洲际酒店的大宴会厅座无虚席,过道和后排还站着许多人,听众十分安静,神情投入而专注。 受现场气氛的感染,站在讲台上的我变得十分放松,脱离既定的演示文稿,开始谈起一段时间以来,郁积在胸中的、对当下宏观经济政策的观察、思考和批判。由于事前没有准备,随口议论,有些言辞颇为尖锐,忘记了两个重要事实:一是台下的摄像机正在进行网络图文直播;二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即时文稿的整理和传播是以分钟来计量的。 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演讲立即在网络上疯传,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第二天,广州一家很有影响力的报纸即以头版社论的形式发表评论,指名道姓、单刀直入地指责我在成都的演讲是“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一些网络评论员也认为我是“一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试图干扰和阻挠国家大政方针的实施。 作为证券公司的经济分析人员,在媒体能够享受这样的待遇,这与15年前相比,无疑是云泥之判。 一些很长时间不联系的人也打来电话,嘘寒问暖的同时,旁敲侧击地询问:目前有没有压力?人身是否安全?上下班有人跟随陪同吗?还能够自由活动吗? 实际上,这次演讲的题目倒是事前经过仔细的斟酌和精心的选择,用的是故宫保和殿后边的匾额,“允执厥中”,想借此表达的意思是:政策要做好搭配平衡,财政、货币、监管等各司其职,协调有序,不要单兵突进,不要走极端。由于“允执厥中”这个词语出自《尚书》,艰涩难解,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后来听人说,这篇成都演讲似乎确实引起了政府部门的关注,并引发一些官员的巨大愤怒。 值得注意的是,几个星期以后,其他一些学者和退任官员开始加入公开批评当前政策的行列,成都的演讲开始显得不那么突兀和孤单。 6月下旬以后,金融市场的许多领域都开始出现明显的压力,我在成都担心的一些情况开始显现。 7月中下旬,宏观经济政策开始出现全面调整和修正,此前的批评和争论基本平息下来。 差不多一千年以前,范仲淹勉励士大夫要“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证券公司的研究人员从事的是商业工作,以赚钱为己任,处于江湖之远;但这并不表示他们没有超越个人利益的高尚追求,没有维护公众利益的庙堂之忧。 像在美国发生的那样,证券公司研究人员的经济分析和市场解读,也许正在成为中国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过程中,值得参考的意见和想法。这一相对于15年前的显著变化,生动地折射了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中国资本市场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四十年以前,小平同志以战略家的无与伦比的远见卓识,掉转了中国历史巨轮的航向,由此创造了前所未见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这一伟大转折必将彪炳史册。作为这一历史巨变中的一粒尘埃,我的经历当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我希望它向一滴水珠一样,能够折射出太阳耀眼璀璨的光芒,是为记。 ![]() 帖间广告位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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