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拉子是伊朗历史最为悠久的城市之一，据说早在公元前2000年的埃兰时期就有关于该城市的记载。阿拉伯人征服伊朗以后，随着法尔斯首府伊斯塔赫尔的衰落，穆斯林统治者越发重视设拉子的发展。白益王朝时期，设拉子成为了国家的首都之一，统治者大规模兴建宫殿、清真寺、学校等建筑，鼓励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为设拉子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学术与文化氛围。

另外，由于远离北部边疆以及政治斗争的中心，设拉子得以多次避免游牧民族侵略者的大屠杀。无论是蒙古人，还是帖木儿，都对设拉子采取了保护措施，而设拉子也逐渐成为在伊斯兰世界东部享有盛誉的学术与文化中心，自13世纪以来便一直聚集着大批学者和诗人。到了16世纪时，设拉子已经成为了拥有20万人口的国际化大城市。

这还不算，从设拉子的学校毕业出来的学者，往往都是具备多学科专业知识的全才，并在各伊斯兰帝国的宫廷当中担任要职。比如，穆扎法尔丁·阿里·设拉子（Muẓafar al-Dīn 'Alī al-Shīrāzī，死于1516年）和一个同道为了逃避萨法维王朝的文字狱，前往伊斯坦布尔，并为奥斯曼帝国形而上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政治学家法兹鲁拉·鲁兹巴汗（Faẓlullāh rūzbahān，死于1521年）前往同为逊尼派的中亚昔班尼王朝，并在昔班尼国家的构建上立下了汗马功劳；穆斯利赫·拉里（Muṣliḥ al-Dīn Muḥammad b. Ṣalāḥ al-Lārī，死于1572年）早年曾效忠于莫卧儿皇帝胡马雍的麾下，在后者退出印度期间前往奥斯曼帝国，并让设拉子的最新学术成果得到奥斯曼文人的重视与认可。

本文的主角法塔胡拉·设拉子（Fatḥullāh Shīrāzī，死于1589年）同样也是这么一位学富五车的大学者，他早年曾任职于萨法维宫廷，后因其老师失势而先后前往德干高原和莫卧儿帝国，并最终在阿克巴的朝廷里获得了“国之辅弼”（'Aẓdu-D-Daula）的称号。

一、设拉子学派

自14世纪以来，设拉子一直是逍遥学派（the Peripatetics）与照明学派（the Illuminists）的论战基地，来自希腊的哲学传统与印度、波斯色彩浓厚的苏非哲学争奇斗艳。实际上，此时设拉子的教育系统主要由几大学术世家所把持。数百年的相对安定与和平，让设拉子的社会关系错综复杂，学术世家之间既有共同利益，同时在平静的外表之下也矛盾重重。

到了15世纪，贾拉鲁丁·达万尼（死于1502年）与萨德尔丁·达施塔齐（死于1498年）两位好斗的哲学大师时常在学术问题上激烈辩论，把两大学派的分歧提高到了新的高度。

同时，他们与各伊斯兰国家的统治者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达万尼曾应白羊王朝苏丹乌宗·哈桑之请，对13世纪学者纳西鲁丁·图西的政治学著作《纳西尔的伦理学》（Akhlāq-i Nāṣirī）进行了校正；15世纪德干苏丹国宰相马合木·格万（Mahmūd Gavan）曾邀请达万尼前往比贾普尔任职，但后者只于1468年写下了对哲学家苏赫拉瓦迪《神光普照》（Hayākil al-Nūr）的注释并将其给予这位宰相。

达万尼学术上的对手达施塔齐则是逍遥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本人曾担任过官职，并改良了设拉子附近的农业灌溉系统；他的儿子吉亚斯丁跟随父亲以及达万尼学习哲学，最终获得“第三导师”（继亚里士多德和法拉比之后）的称号。虽然两大学派在观点和理论路径上存在分歧，但是他们的教学主张则是相似的，即注重逻辑学、数学、自然科学以及政治学的教学。

在萨法维王朝的太祖伊斯玛仪终结白羊乱世、定鼎伊朗高原前夕，贾拉鲁丁.达万尼与萨德尔丁·达施塔齐两位好斗的哲学家相继辞世，两大学派似乎感受到了时局的变化，双方的哲学争论日渐消弭于无形，并逐渐统一于吉亚斯丁的麾下，汇合成一个学派。太祖伊斯玛仪与设拉子的统治者杜勒卡迪尔家族合作，使设拉子的社会结构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使它继续作为新王朝的学术中心而存在。到了塔赫玛斯普时期，设拉子学派的学术成果引起了萨法维朝廷的重视，学派中的许多成员甚至被邀请到中央，担任法官的职位。本文的主角法塔胡拉.设拉子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逐步成才的。

二、法塔胡拉早年的活动

法塔胡拉是“第三导师”吉亚斯丁.达施塔齐的得意门生，早年曾跟随师尊在萨法维宫廷任职。塔赫玛斯普起初对设拉子学派的学者尊敬有加，然而，受奥斯曼帝国奉逊尼派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再加上国王本身想要尽快建立起一套标准化的法律体系以加强自己的统治，从而区别于太祖伊斯玛仪时期的“异端”作风，他逐渐偏向于法理学家卡拉奇（来自黎巴嫩）的主张，并重用来自阿拉伯地区的学者们。

吉亚斯丁与卡拉奇在清真寺的礼拜仪式问题上发生争执，最终以吉亚斯丁被免官而结束。曾有外国的统治者希望吉亚斯丁能够离开萨法维王朝而到自己的宫廷任职，然而终其之世，他始终没有离开过伊朗国土半步。他于1540年逝世于设拉子，而法塔胡拉则在自己的学生阿夫扎尔·汗的帮助下，前往印度的比贾普尔担任要职。

法塔胡拉在设拉子学到的知识很快就在比贾普尔苏丹国当中派上了用场，而在这之后多年的实战经验让他学会如何在印度的政治文化语境下把伊朗的科技文化成果运用起来。比如，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构建上，由于比贾普尔的苏丹被视作苏非以及哲学家，法塔胡拉可以充分利用设拉子学派的哲学主张对这一政治哲学理念进行更为详尽的阐述。除此之外，比贾普尔地区农业发达，同时商业往来频繁，他在设拉子学到的数学以及农业管理知识让他把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法塔胡拉的才华得到了苏丹阿里·阿德尔沙的赏识，也让他自己在印度的知识分子当中获得了崇高的威望。

三、阿克巴大帝的“国师”

一朝天子一朝臣，1580年比贾普尔苏丹阿里·阿德尔沙的辞世让法塔胡拉丧失了几乎所有的影响力。新的苏丹阿德尔沙二世为了把自己的亲信安排到国家的关键职位上，对前朝老臣实施了打压政策，法塔胡拉不得不另谋出路。

恰逢此时，莫卧儿皇帝阿克巴提出了有别于其他印度邦国的意识形态主张，他推行所谓的“普遍宗教宽容”政策（ṣulḥ-i kul），渴望超越伊斯兰和印度教的法律体系，以皇帝本人为中心创造新的印度法律。然而，莫卧儿帝国的礼法学家以及来自中亚的军事集团极力反对阿克巴大帝的改革，因此阿克巴不得不从国家之外招募贤才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当此用人之际，法塔胡拉于1583年（伊斯兰历991年）应诏前往莫卧儿帝国的首都法塔赫普尔·西克里，为阿克巴的政治与文化改革出谋划策。1585年，法塔胡拉被阿克巴任命为宰辅大臣，被授予“国家辅弼”的称号，其地位堪与书写《阿克巴本纪》的艾布·法兹勒（Abu al-Faẓl）、法兹勒的兄长法伊兹（Faizī）以及印度教贵族毕尔巴（Bīr Bar）相比。

法塔胡拉最直接的贡献就是统一度量衡。当时的印度有许多套计量单位，管理起来十分混乱，而且不足值的情况常常发生。比如，就以最高质量单位木赫尔（muhur）而言，根据不同的算法就会有不同的量：有时1木赫尔等于360达姆（dām），有时它却只有355达姆。于是，1585年，他颁布了有关计量单位换算的规定。在此规定下，1木赫尔等于353达姆有奇，并且还规定了与其他算法的具体换算方式。至此，莫卧儿帝国的财税制度逐步走向统一，以往邦国林立时代混乱的财政状况得到了改善。另外，他还丈量了穆斯林权贵的土地状况，以及与印度教官员拉贾·托达·玛一道理清了莫卧儿的税收制度等。

作为一个出色的天文学家，为了适应阿克巴大帝推行文化改革、建立“神圣宗教”（Dīn-i ilahī）的需要，他制定了新的天文历法。按照艾布·法兹勒的记载，当时通行的历法，比如纳西鲁丁·图西的《伊利汗积尺》（Zīj-i Ilkhānī）以及新近制定的《戈尔甘尼天文表》（Gurgānī）等，都是基于伊斯兰历来进行换算的，而且难以体现作为“千古一帝”的阿克巴在历史中所应有的地位。

因此，阿克巴应该有一个自他登基之日算起的新日历。在此情况下，法塔胡拉依据萨珊王朝时期即已启用的“耶兹德吉尔德历”（即今天的伊朗历）作为蓝本，创作了适用于莫卧儿国情的“圣历”（Tārīkh-i Ilahī），其表示日、月的名称也与伊朗历的名称相同，只是多加了“神圣的”（Ilahī）这一表述。例如，在伊朗历中，一月是Farvardīn，而在“圣历”当中，则是Farvardīn-i Ilahī，以此来表现阿克巴时代的独特性。而且，以往伊斯兰历当中所不存在的其他宗教文化节日如诺鲁孜节也一并被纳入到新的历法当中。

在意识形态的构建上，阿克巴企图建立一个“印伊全席”的印度大帝国，让印度教礼法和伊斯兰礼法得到调和。当时，为了证明阿克巴大帝是前世贤哲的转世，并拥有“完人”的品质，需要把伊斯兰的“两世说”与印度教“复活再生”的观念协调起来。之前设拉子学派的学者已经在这些方面做过相关的努力，而法塔胡拉在参与写作《阿勒非史》（Tārīkh-i Alfī）的时候，与其他学者一道引用了什叶派与逊尼派学者的言论，而最后为了进一步解释“转世再生”，他们甚至引用了印度教哲学家的著作。总之，法塔胡拉在意识形态的构建上也主张模糊伊斯兰与非伊斯兰哲学概念的界限。

法塔胡拉还参与到了莫卧儿帝国的军事改革当中：他发明了专门用来对付人数众多的印度土邦军队的排炮、可以同时清洁16个炮管的机械，并改进了使用火绳的17管排炮等。

可惜的是，法塔胡拉只在莫卧儿宫廷待了6年就与世长辞了（1589）。据说，他从坎德什返回前往阿克巴在克什米尔的驻地之后发烧病倒了，他拒绝了哈基姆·阿里给他的治疗建议，并试图通过吃“肉丸子”来治病，最终却加速了他死期的到来。阿克巴得到法塔胡拉的死讯后，悲痛地说：“假如他（法塔胡拉）落入法兰克人（欧洲殖民者）的手里，而他们向我索取我所有的财富来交换他的话，我会十分乐意地从事这一桩十分划算的交易，把那物美价廉的宝石（法塔胡拉）买过来。”

艾布法兹勒在《阿克巴本纪》当中对法塔胡拉的评价是：

他是如此的学识渊博，如果一本古书消失了，他立马就可以创作一本全新的书来，而且完全不用去了解由于旧书的丢失而失去了什么知识。

结语

在萨法维王朝郁郁不得志的法塔胡拉，与在南亚次大陆却飞黄腾达的“国之辅弼”，可以说是16、17世纪伊斯兰学者境遇的一个缩影：一方面，伊斯兰世界的自然科学以及人文科学依旧在继续发展，学者们也往往依靠自己的技能和学识在伊斯兰帝国的朝廷当中谋得一官半职，从而大展拳脚；另外一方面，知识分子的起落兴衰，甚至是一个学派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的政策。

一般而言，在政治斗争残酷的萨法维王朝，受到重用的是能够提供稳定秩序的法典的法学家；在锐意开疆拓土的奥斯曼与莫卧儿帝国，能够发明武器、制定天文历法的科学家往往更能得到器重。可以说，那个时候伊斯兰世界的学者们并不存在十分清晰的国家、民族、地域甚至意识形态观念，这也就是为什么阿拉伯世界的法学家可以在萨法维宫廷得到重用，而波斯的科学家则前往奥斯曼和莫卧儿帝国寻求升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