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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阅:93677654/回:0)攀登珠穆朗玛峰:远大的梦想与破碎的希望今年珠穆朗玛峰的“登顶窗口”暂短而致命。截至5月29日登顶窗口关闭时,已有12人遇难,2019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年份之一。 当幸存的登山者和他们的团队收拾行李回家时,身后是喜马拉雅登山史上又一悲惨篇章--更多的遗体永远地留在了大山里。 自1953年埃德蒙.希拉里爵士和夏尔巴人丹增.诺尔盖首登珠峰以来,一大批登山者和探险家受到鼓舞,跟随他们的脚步登上了这座中尼边境处海拔8848米的高峰。 1953年埃德蒙.希拉里爵士和丹增.诺尔盖在珠峰。图片版权:Alfred Gregory 尼泊尔一侧较受欢迎的南坳路线始于大本营,位于顶峰3540米以下。 大本营海拔5400米,坐落在昆布冰川脚下。 这里的氧气含量只有海平面的52%。在登山旺季,众多大小不一、五颜六色的帐篷组成了一片热闹的村庄,登山者们集中在这里进行训练,适应稀薄的空气,并等待天气窗口的打开。 2019年5月珠峰南坡大本营。黄点为帐篷。 离开大本营,登山者和向导们需要穿过昆布冰川,向上攀登。这是山体低坡处最危险的地段之一。 冰裂缝、冰塔坠落和雪崩只是一些潜在的致命障碍。 这段2.6公里的路程可能需要3到8个小时,取决于登山条件和登山员的适应状态。 1号营地坐落在海拔6000米处,也是人们所熟知的“寂静山谷”,这里的氧气含量低于50%。 到达这里最大的危险是许许多多的冰裂缝。登山者必须使用梯子和固定的路绳才能穿越广阔的冰雪地带。 营地周围白雪覆盖的地形增强了太阳辐射,白天的温度可以达到35℃。 2号营地位于2.8公里外的洛子壁脚下,洛子壁是一堵壮观的千米高的冰墙。 这个海拔6400米的营地,通常是最后一个登山者能吃到热饭热菜的地方。 这里四处散落着早期探险队在返回大本营前为减轻负重而丢弃的装备。 坐落在洛子壁的顶部,3号营地处于海拔7200米附近,这个平坦的落脚点显得弥足珍贵。 这段2.6公里长的路线要经过洛子壁,全程耗时4到8个小时。 在这个高度,大气中的氧气水平下降到海平面的40%左右,对许多人来说,这是最后一个可以不使用辅助氧气的地方。 4号营地是通往山顶的最后一站,距离8000米标线仅差几米。 从这里开始,登山者必须为接下来漫长的一天保存体力,等待合适的时机发起最后的冲顶。 在4号营地之上海拔8000多米的地方,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登山者的生存时间非常有限。这就是所谓的“死亡地带”。 下面这张很火的照片就是在这里拍摄的,照片上是今年的登山者们,长长的蛇形队伍通向山峰,向着顶峰发起最后的冲刺。 登山者们排队等待登顶珠峰。 摄像机往上正对准着“希拉里台阶”(HillaryStep),这是一个突出的岩石裸露部分,位于顶峰下方约60米,历史上,这是登顶前的最后一个主要障碍。 2015年的地震使得巨石移动了位置,因此,希拉里台阶也已不再是主要障碍。 这是珠峰顶峰。海拔8848米,你已经到达了世界之巅。 登山者通常在这里停留不超过30分钟,这足够让他们喘口气,拍些照,为漫长而危险的下山做好准备。 新西兰登山者LydiaBradey于5月22日在珠峰顶峰。图源:Mike Roberts 在今年登山季的12名遇难者中,有两人失踪,据推测已经死亡。其余的除了一人外全是外国登山者。 通常,人们认为探险中最危险的部分是向顶峰冲刺阶段。 然而,对于外国登山者来说,下撤才是旅途中最危险的部分。 半数的外国登山者遇难(51%)是发生在从顶峰下撤过程中,这时登山者,在经历了攀登到顶峰的过程,已经精疲力竭,他们更容易摔倒或因分散精神而犯错。 另一些人则发现患上了高原反应或者其它疾病,不再有为登顶珠峰之梦而坚强下去的力量了。 有份数据来自HimalayanDatabase,这个数据库记录了自1905年以来喜马拉雅山脉尼泊尔一侧450多座山峰每一次的探险活动,以及山脉边境处两侧的探险活动,包括珠峰,现在数据已经更新到了2018年。 该数据库指出,外国登山者和夏尔巴的遇难地点、原因和方式上存在着显著差异—这鲜明地提示着,两个群体很可能走的是同一条路线,但面临的危险却并不相同。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为夏尔巴的关键性工作,他们在回去帮助客户之前,要向前推进、修建路线、搬运装备、架设铝梯、安装路绳和其它的安全机制。 夏尔巴面临的风险也更大,因为夏尔巴要进行多次徒步来回。在珠峰上,夏尔巴的平均登顶次数为3.5,而外国登山者为1.5。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外国登山者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低坡上最危险的因素,比如雪崩。但另一方面,他们不能完全避开珠峰稀薄的空气或纯粹的身体疲劳。 这在数据中表现得很明显。 将近三分之二的夏尔巴(63%)在路线准备期间遇难。他们死于雪崩、冰塔倒塌和冰裂缝等外在灾害的可能性将近是外国登山者的4.5倍。 而死于摔倒(外国登山者最常见的死因)或身体疾病(如疲惫、急性高山病或其它疾病)的可能性只有一半。 对外国登山者来说,最致命的区域是在顶峰附近,超过56%的外国登山者在海拔8000米及以上的地方遇难,77%的外国登山者在海拔7000米及以上遇难。 而对夏尔巴来说,最致命的海拔高度是在5300米到5800米之间,其中包括徒步穿越昆布冰川到达1号营地的路程。自1921年以来,几乎有一半的夏尔巴在这一地区遇难。 另外20%发生在6400米到6900米之间,也就是2号营地和3号营地之间,这一段路程,登山者必须攀登洛子壁陡峭的冰墙。 尽管每年珠峰的遇难人数都被媒体大肆宣传,但珠峰并非最危险的山峰。 珠峰的死亡率为1.15%,远低于邻近的其它喜马拉雅巨峰,如安纳普尔纳1峰(死亡率为3.9%)和道拉吉里1峰(死亡率为2.99%)。 包括今年确认的遇难人数,自1921年有记录以来,已有187名外国登山者和120名夏尔巴在珠峰上丧生。 今年春季登山季有12人遇难,2019年已经是有记录以来死亡人数第四高的一年,也是外国登山者死亡人数第二高的一年。 然而,考虑到登山者人数的不断增长,长期以来,珠峰的死亡率其实一直在下降。按照这个标准,2019年将是有记录以来最安全的年份之一。 但今年春季的悲剧让人们严重怀疑,面对蜂拥而至的登顶,这种下降趋势能否持续下去。 过度拥挤和经验缺乏,这是今年的遇难人数如此之多的主要原因。临近顶峰的“大堵车”迫使登山者们排队等候,宝贵的氧气储备每分钟都在减少。 许多运营商和珠峰守护者都对挑战珠峰的登山新手数量表示担忧,他们称许多人既没有技能,也没有经验来应对这样一个危险的壮举。 在某些方面,珠峰旅游运营商成功的同时也伴随着隐患,对于那些将登顶珠峰列入人生计划清单的人,可靠的安全记录和不断飙升的登顶成功率更加提升了珠峰的吸引力。 1921年到2018年间,超过一半的登山者未能成功。 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登顶成功率大幅提高,从上世纪80年代的不到10%飙升至上世纪90年代的25%和本世纪初的47%。 2018年,登顶成功率达到了78%的,创下了新的历史记录。 美国登山者MelissaArnot已经攀登珠峰六次。图源:ABCNews: Siobhan Heanue 美国探险家MelissaArnot曾六次登顶珠峰,现在每个登山季她都带领人们去登山。 她目睹了大量无视规则的登山探险公司进入市场,为有钱但缺乏经验的登山者提供服务。 她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采访时表示:“总有一些人利用市场漏洞,寻找机会。” “有时候,有的运营商只出现一季,然后就消失了。” 自有记录以来首次登顶珠峰以来的98年里,大约有12500人尝试过同样的壮举——很多人甚至尝试过多次。 随着外国登山者数量的增加,夏尔巴的数量也在增加,这加剧了过度拥挤的问题。 夏尔巴现在将近占登山者的二分之一,而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这一比例约为十分之一。 安全是一个驱动因素——尼泊尔政府现在要求所有客户都要有向导陪同前往登顶。 舒适是另一个因素,营地正变得越来越豪华,以满足经验较少的客户的期望,这些客户有时更难以坚持下去,尤其是在支付高达10万美金每人的高昂费用之后。 但数据揭示了世界之巅“大堵车”背后的另一个因素:一个不断缩小的登顶窗口。 一年中大部分时间,珠穆朗玛峰都受到夏季的极锋急流和冬季的大雪带来的大风的冲击。 但在5月份的一小段时间内(9月份的时间更短),极锋急流向北移动。185公里/小时的风速会降到40公里/小时以下,冬季的平均气温峰值-36摄氏度会上升到更能忍受的-25摄氏度。 纵观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登顶窗口要长得多,5月份70%以上的登顶窗口都超过了3个星期(5月5日至29日)。 相比之下,令人吃惊的是,自2000年以来,90%的登顶日期都集中在5月15日至5月27日的13天登顶窗口内。 不仅如此,在过去的20年里,约有7200名登山者登顶,而在之前的20年里,只有1000多名登山者登顶,这意味着有将近7倍的人数挤在越来越短暂的天气窗口登顶。 加拿大电影制片人EliaSaikaly于5月26日在珠峰顶峰。图源:Elia Saikaly 加拿大探险电影制片人Elia Saikaly已经三次攀登珠穆朗玛峰。 他说,5月26日的登顶是他有史以来经历过的最慢的一次—其中包括了灾难性的2015年,那次地震引发的雪崩导致11名夏尔巴和3名外国人丧生。 “我们必须路过的遗体数量实在太多了。在前往4号营地的路上,有两名遇难登山者的遗体系在路边等待撤离。 “在20分钟内,我们经过了另一具带下来的遗体。三小时后,第五具遗体。而就在希拉里台阶下面,又来了第六具”。 “你必须得问问自己,这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每一个冲顶的人都必须跨过那些遗体。无疑这令人感到震惊和无比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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