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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阅：58401427/回：0)国学大师南怀瑾的崛起之路【上】
他以绝大机缘和自身禀赋，在特殊的历史行程里占据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生态位。南怀瑾可以成为「国学大师」，但国学大师绝不可能成为南怀瑾。
青年南怀瑾 1950 年 5 月 16 日，借由一场复杂的海空联合行动，13 万国民党部队完整撤离舟山群岛。这场成功的行动，在台湾北部海港小城基隆却造成了意外的冲击：当时盛行的舟山(大陆)-冲绳-基隆走私贸易被突然打断，舟山港内从事走私生意的机帆船也被全数征用，不少合伙租船跑生意的投机客一夜间血本无归。 未来的国学大师，当时的基隆义利行老板南怀瑾，亦不能幸免。 是年，南怀瑾 32 岁。这位温州杂货商之子，本已手握三艘机帆船，是基隆走私业的翘楚。由于股东里很有几个黑白通吃的角色，追索本钱不择手段，他不得不将发妻遣回大陆，带着来台新娶的回族太太东躲西藏。 破产后艰辛的基隆岁月里，南怀瑾穷困潦倒，甚至一度在基隆郊外荒山结庐而居。走投无路下，学历只有小学肄业的他，决定踏上一条知识变现的谋生之路。 他重新拾起年轻时在四川游历所积累的汉密、藏密杂学底子，尝试写书（《禅海蠡测》），又拜了老师学习卜卦堪舆。但始终没有混出什么大的名堂。 在 1950 年代的小城基隆，信仰生意还是一个非常狭小的买方市场。个人的坚忍与奋斗在历史行程面前显得无足轻重。 转机在 1956 年到来了。南怀瑾经人介绍认识了杜月笙干将之一，台湾航运业大佬杨管北。此时杨已称病退出一线经营，在家中辟出奇岩精舍，潜心研究养生打坐法门。 初识之时，杨这样阅人无数的大人物对南怀瑾很不感冒。杨说，「在六年前，我不仅不悟，他的话我不仅不信他，而且觉得他在变戏法。」 然而，南怀瑾与等闲贩卖焦虑感的三教九流江湖游士不同。他青年时代混迹于四川佛教圈，追随过大愚、普钦等汉密大师，近距离观察过抗战时期西狩川滇的各界贵人与佛教上师之间的密切互动，对于大人物的趣味、思维和行为有切身的认识。现在这屠龙术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南怀瑾展现出了非凡的耐心和手腕，用整整六年时间彻底折服了杨管北。最后几年，杨对其信之弥坚：「第四年上才比较有点信；第五年才信，第六年才真信，我没有随便信。」从此，这位江湖大佬对小他十余岁的南怀瑾执弟子礼，并成为南怀瑾最初和最重要的供养者。 做大人物们的私人朋友乃至导师，最难的永远是获得第一个大人物的背书。一旦进入大人物们的世界，接下来的事情就会简单很多，进入一种口碑传播、良性循环的正反馈。 杨管北就是南怀瑾事业飞跃的首席贵人。 在杨的大力推介下，南怀瑾的传法开始吸引何应钦、顾祝同、蒋鼎文等已经退居二线的国民党大佬。南时常带领他们远赴香港大屿山闭关修炼，越来越多大佬的背书又进一步增加了南怀瑾的光环和能量。 1963年是南怀瑾又一个飞跃之年。举家南迁台北后，南怀瑾辛苦积累的声名终于引起了当红人物张其昀的注意。
张其昀与蒋介石 被称作「陈布雷第二」的张其昀，是彼时蒋家父子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大管家，自 50 年代以来，便极力推动台湾的儒学复兴运动，以对抗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他自创以儒学为中心「全神教」，开办华冈学园（日后的中国文化大学），网罗各色传统文化谱系的人物为己用。 南怀瑾借此得到了破产后的第一份正规工作：中国文化大学研究所教授。基本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南怀瑾能够得到这一教职，和当时杨管北对文化大学的大笔捐赠也有直接关系。
1963 年在中国文化学院教书的南怀瑾 但不管怎么说，南怀瑾由此从退隐大佬的圈子，晋阶至当红少壮人物的圈子，其飞跃意义自不待言。凭借大学教授的身份，小学肄业的南怀瑾彻底洗脱了江湖游士的形象，交游层次大大提高，身边逐渐聚拢了一批知识青年和中产追随者。 在张其昀身边，南也得以近距离观察顶级意识形态操盘手在文化领域设置和管理议题的手法，对日后的个人发展借鉴良多。 中国文化大学的校训：「承东西之道统，集中外之精华」，即被他化用为日后的「东西精华学会」之名。 1966 年 11 月，大陆爆发文革的种种震撼信息传至台湾。 作为对大破四旧的回应，蒋介石亲自主持发起规模宏大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中华文化存亡绝续为标榜，试图将三民主义思想体系树为中国文化道统传承者，对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北方赤色思想反弹，重新树立全民文化自信、道路自信。
1968 年，蒋介石与参加祭孔仪式的小学生合影 一时间，徐复观、牟宗三等旧学大师炙手可热，李约瑟、罗素等洋人学者及其巨作也被发掘出来做重点推广，各类白话典籍评注、新解都成为书市热门选题。 南怀瑾也审时度势，除了擅长的佛学禅宗密宗仪轨故事，还将业务拓展到诸子百家古籍解读。其大部分著作，都是以其讲座口述内容由弟子记录加工，集中在这一市场热潮期出版。
被文史学者非议极多的《论语别裁》就是其中之一 轰轰烈烈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 1970 年代热度渐褪。时至今日，牟宗三、徐复观等开宗立派的新儒家宗师在学术圈外已少有人知，仅接受过一年正规小学教育的南怀瑾，却成为当今中文文化圈的国学代表性符号。 如此戏剧性的分野，全在于南怀瑾凭借特殊的自身禀赋，在特殊的历史行程里占据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生态位。 一方面，他决不以学者自居，甚至非常小心地避免与其他知识分子产生学术上的交集。今天给南怀瑾著作挑刺, 的学者们，实在是会错了意。 历史学家许倬云回忆他与南怀瑾的会面，有一段意味深长的描写： 他就说「许先生，我们的路子不一样的，我是另外一条路」。他跟我说这个话，意思是关门不谈，到此为止。他清楚的很，聪明人。
许倬云 另一方面，在跳出学术规范、学术谱系等象牙塔规则束缚的同时，南怀瑾又与三教九流的传统江湖游士划清界限。 他以绝大机缘跻身于高层人物的社交圈，大人物的背书和社会职务的光环洗脱了江湖把式的风尘气，对宏大叙事的火候把握也高下立判。 不经意间，南怀瑾成为自由游走于江湖与庙堂之间的特殊人物。
进入七十年代，以保钓运动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情绪冲击着台湾大学院校的平静，甚至出现了外交邮包中夹带毛选的情况。暗流涌动之下，以蒋经国头号亲信王升为首的情报政工力量，开始介入大众文化与公共舆情议题管理。 借助与王升干将萧政之的密切关系，南怀瑾得以进入王升的小圈子，事业发展进入了全盛阶段。
王升上将（中左）在佛光山；中右为星云法师 南怀瑾的定位也发生了微妙变化。如果说在此之前，他更多是为大人物服务的角色，此时的南怀瑾已经多少有了些帝王师的气象，敢于涉足更大的信仰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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