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变，令人眼花缭乱。如何度量和评价所发生的变化，是一个可讨论的问题。在一些人看来是积极的变化，但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是消极的；在一些人看来是正面的变化，但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是负面的；在一些人看来是进步的变化，在另一些人看来是退步的。

这并不难理解，对所有这些变化，每个人、每一个社会群体心目中的答案都是不同的，每个人、每一个社会群体大凡都会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来做判断。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的局面呢？这里头的因素很复杂，有三个方面的因素是可以加以考虑的。

人们的主观目标、道德因素、价值观认同等不同，导致评价的不同，即平常所说的“人心坐标”。这些个体层面的因素很复杂，影响着人们对变化的评价。

客观世界尤其是物质世界的发展，往往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或者说是客观规律，人们可以称之为“物质坐标”。在这个层面，很多发展即使人们不喜欢，甚至反对，也很难不发生。例如，尽管经济发展必然对环境造成影响，也会导致社会贫富差异扩大，但除了绝少数能够不去追求，多数人还是会去追求的。人们如果认同这个客观规律，评价会倾向于肯定；如果人们不能认同这个客观规律，评价就会倾向于否定.

更重要的是，在“人心坐标”和“物质坐标”之间还有一个“制度坐标”。这是为了调节“人心坐标”和“物质坐标”。没有制度，人难以和物质世界共存。因此，不管任何社会，人们把制度看得很重。

从学术上看，“制度坐标”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是应然的，即，中国的制度应当通过怎样的变化而成为怎样的制度？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是实然的，即，中国的制度实际上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会变成什么样的制度？

用第一种方式回答问题的，可以称之为理想主义者，而用第二种方法回答问题的，可以称之为现实主义者。但实际变化的结果往往是既不像理想主义者那样理想，也不像现实主义者那样现实，而是两者的混合。理想主义者对改变现实有影响，主观意图对改变客观环境的影响不可忽视，否则很难解释历史的进步。同时，理想主义又受制于现实环境，使得理想不会像原先所设想的那样实现。这样的结果肯定不是皆大欢喜，既不符合理想主义，也不符合现实主义。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历程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