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艾狄安.热尔内勒：之前基辛格问过，如果要联系欧洲，该打谁的电话，您觉得谁能够代表欧洲？欧洲对外发声时，是马克龙、默克尔还是谁能代表欧洲？
任正非：谁也不需要代表欧洲，因为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站到自己的利益角度上思考自己的问题，欧洲二十几个国家达成一定的平衡就行了。因此，欧盟总部放到比利时是有道理的，放在巴黎就是法国代表欧洲，放到柏林就是德国代表欧洲。欧洲各个国家都以谋求自己的经济发展为目标，而不是谋求做世界霸主为目标，所以欧洲是非常值得合作的伙伴。

21、纪尧姆.格哈雷：您刚才说欧洲的铁路和航海非常发达，现在很多人认为欧洲这方面落后了。
任正非：我讲的是三百多年前欧洲为什么会崛起，不是讲今天欧洲的铁路发达。三百多年前，欧洲的崛起是因为铁路和航海，中国的落后是因为还靠马车。

纪尧姆.格哈雷：有一个AI的学者说，欧洲在科技的版图上不存在了，对此有什么看法？
任正非：我不这么认为。工业革命的基因还在欧洲，这些基因都是一颗颗珍珠，欧洲需要一条线把这些珍珠串起来，变成项链。如果你带着一根线到非洲去，是穿不成项链的，只有带个铁锹到非洲去挖一些矿产。欧洲在科技基因上还是非常强大的。人工智能的根本是数学，世界上数学最发达的是两个国家：第一是法国，第二是俄罗斯。

纪尧姆.格哈雷：虽然法国有这么多研究者，问题是过去四十年间没有一家公司成为巨头，而华为、谷歌、阿里都是在过去四十年间崛起的，您怎么看？
任正非：基因还在，但是基因不能自动转变成组合体，这就需要企业家和政府合理地推动。我们公司的生产系统是使用法国达索的软件，怎么说欧洲不伟大呢？是很伟大的。你们去看一看我们的生产线，回去采访达索，怎么华为买你们的产品用得那么好？
但是法国的企业环境有一个缺点，劳工保护太厉害，导致企业家不敢雇人，不能形成规模性的集团，就没法在世界上站起来。

22、艾狄安.热尔内勒：现在华为和特朗普之间的冲突是科技性还是商业性的呢？
任正非：我不知道特朗普怎么想的，我猜想应该是政治性的吧。

在通讯科技上，美国没有5G，也没有光交换，很多东西它都没有，不存在科技竞争。

电信设备产业上，美国与我们也没有同类商品的公司，所以也不存在商品竞争。

他们莫名其妙打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目的。但客观上应该是帮助了爱立信和诺基亚，就是说在帮欧洲。我们也很高兴，只要人类用了爱立信、诺基亚的产品，人类得到了服务，也是我的理想，不一定我们自己服务。

23、纪尧姆.格哈雷：华为主要的竞争对手包括爱立信、诺基亚、三星都不是美国的公司，朗讯、北电这两家公司在过去十五年间犯下哪些错误呢？
任正非：他们犯哪些错误我不知道，我知道我们自己犯过很多错误，我天天挨批判，蓝军部还在公司网上提出“任正非十大罪状”。我们不断在改正自己的错误。

幸亏世界上还有爱立信、诺基亚能担负起人类5G时代，我们是高兴的。排斥我们的国家也不会没有5G使用，所以就像我赞赏苹果一样，我也要赞赏爱立信、诺基亚。

严格来说，爱立信、诺基亚是我们的老师，交换机是一百多年前爱立信发明的，诺基亚原来是做橡胶木材的公司，上世纪是全世界手机做的最好的公司，都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尊敬老师。

24、艾狄安.热尔内勒：湖里面的几只黑天鹅，是不是预示着特朗普找我们麻烦了？
任正非：我不喜欢湖里的黑天鹅，不是我养的。因为黑天鹅总是吃湖边的花草，我喜欢湖边的植物茂盛一点。它对花园有破坏性，我不喜欢。饿了可以吃湖里的鱼，这是可以的，但它总吃草。

艾狄安.热尔内勒：有一本书专门讲黑天鹅的，在2007年金融危机之前写的书。
任正非：正因为如此，不知道谁把黑天鹅扔在湖里面，它们还下蛋繁殖，我们赶都赶不走。将来知道谁把黑天鹅放在湖里，要把他抓起来打屁股，把我们的花草吃了，罚他每天吃了午餐以后要去喂菜叶，让黑天鹅不要吃我们的花草。

25、艾狄安.热尔内勒：有一个经济学家之前写了一本书，中国直到十九世纪初都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力量，您认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是不是只是回到正常的情况？
任正非：在过去三、四十年中，中国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发展的质量还要提高，将来能给人类多做一些贡献，这点做得还不够。走在我们前面的国家有整个欧洲、日本、美国，中国GDP虽然数量比较大，但很多是中低端商品，人均GDP还是比较少的。

我知道你去过贵州，看到一些偏僻地方的老百姓还是比较贫穷的。国家号召一定要脱贫，要缩小贫困人口的数量，各级政府在努力改善，发展生产。只有改善了贫困，老百姓才会安居乐业。美国幻想的颜色革命就不会出现，因为人民群众慢慢都富裕起来了，就只会去想发展生产的事。

可能你们没有去过西藏，我觉得西藏的交通比深圳好，基础设施修得非常漂亮，经济、人民生活也明显改善了，我相信在这些地区不会出现混乱的状况。

国家用很大力量来解决中国的贫困人口问题，这个路线是正确的。相反美国没有解决好贫困人口问题，过去认为是种族问题，说“白人富裕、黑人贫困”，现在不是这样，美国贫困的白人数量也很多。这次打贸易战加关税，其实给美国人民的日用消费品增加了很多经济负担。

大家也知道，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已经降到不能再降，再降企业就破产了，美国再加税，这边不降价，税是让美国人民承担了。如果美国不能解决美国普通老百姓的贫困问题，社会也会出现一些混乱。对比下来，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去消灭贫困，这个做法是非常正确的。

26、纪尧姆.格哈雷：我们看到华为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分权治理体系，您觉得能让人民脱贫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
任正非：我认为，小平同志在开放改革时就设计了制度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讲的是公平，但是这个公平过去在中国被错误理解为平均。社会主义公平是多劳多得，贡献大的人多拿一点。

比如，我们两个到码头去扛麻包，你个子大扛三包，我老了只能扛一包，你的收入就是我的三倍；你也扛不了五包，人与人的生理差距是有限的；但是资本差距是不受生理约束的，你可以拥有100亿美金，我只拥有10万美金，我们都盈利10%，那你盈利了10亿美金，我盈利了1万美金。所以贫富出现大的差距是资本杠杆造成的，不是劳动形成的。

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基础制度是社会主义多劳多得，但是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市场经济就会有资本杠杆。中国要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牵制着，达到一定平衡。

这个平衡由谁来实现？政府，政府来改革。中国从一个非常贫穷的经济基础开始改革时，改什么？改利益分配。

十三亿人民改利益分配时，大家想象会有多少矛盾冲突，多少利益矛盾要爆发，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控制着，使国家不要出现混乱。

所以，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改革、要开放、要发展，但是不能出现混乱，一定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管住。中央把握改革的方向节奏，下面政府改得太慢，捏太紧出现僵局了，邓小平就说“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有的改革走太快了，矛盾激化了，他四项基本原则又捏一下，让你走慢一点。所以，经过三十年时间，中国就过渡过来了。

国家资本的钱是谁的？是人民的。政府怎么还给人民？修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大家想一想，西藏修了高速铁路，能赚钱吗？作为资本家是不会投资的。中国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轰轰烈烈地建，这是国家在推动建设，人民受惠了，这样平衡了不同阶层人民之间的矛盾。美国幻想中国爆发颜色革命，没有成功。

27、艾狄安.热尔内勒：我觉得政治在华为的商业中有一个挺重要的地位，来的时候路过看到了香港的游行示威，世界开始慢慢分裂，特朗普不相信中国、不相信中国的体系，中国不相信西方媒体报道的内容，这样会不会造成世界的分裂？
任正非：我不搞政治，所以搞不清楚，你可以问我技术问题。

28、纪尧姆.格哈雷：您刚才谈到教育，您觉得现在应该教孩子一些什么内容？是通识文化还是数学、信息技术？
任正非：现在有几种教育方式。北欧的教育模型从来没有考试，孩子都快乐成长，发现自己喜欢什么，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北欧国家虽小，但除了爱立信、诺基亚、ABB、挪威石油以外，还有许多大公司。所以，他们的教育也是成功的。

中国由于国家太大，不知道谁是优秀人才，所以中国通过一级级考试，使得孩子们成为呆板的“小鸭子”，创造力被消灭了。偶尔突破云层的少数人，是天才。

艾狄安.热尔内勒：您会建议小孩家长教什么东西呢，编程、数学之类吗？
任正非：我认为，最主要是让小孩的天性要发挥出来。我们不知道小孩的天性到底在哪方面最佳发展，因此小孩要早一些知道自己的天性，早一些走向正确的发展道路，这个小孩才能有效地成长。

其实家长并不了解小孩，举一个例子，这位女士的先生是学电子的，50岁才知道自己是画家。待会你上楼看一看，她先生捐赠给公司的一幅画，是临摹罗浮宫的拿破仑加冕，还是他学画画不久时临摹的。如果他从小发挥天分，可能就成长为名画家。因此，小孩一定要找到自己最佳的成长方向，沿着那个方向走，才不会浪费自己的精力。

艾狄安.热尔内勒：您找到您的天性有点晚了，您之前不是学建筑吗？但您还是成功了。
任正非：那时候我们在山沟沟里，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没有人给我们指点，所以缺少了尽早发现自己天性的机会。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孩子接触面这么多，他的天性发展应该是快的。所以，信息社会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很大的推动力。

纪尧姆.格哈雷：有没有哪位作家、哲学家的书对您启发特别大？推荐给我们看。
任正非：所有人。苏格拉底、柏拉图、孔子、孟子以及法国那么多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