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就在眼前，无须制造恐惧

宗教有两大心理学基座：关于天堂的愿景与关于末日的恐惧，这两者共同构成了信仰的力量。上帝制造了愿景，也制造了恐惧，同时也就制造了信仰。

愿景是灯塔，是阳光，信众们被太阳的光芒牵引，猛力地朝前奔跑，其实也是为了逃离恐惧的阴影。愿景是动力，恐惧是压力。对成功的个人与成功的组织来说，动力与压力缺一不可。

伟大的商业组织都有点类宗教、类军队的意味，他们都需要设计愿景，都不讳言恐惧，也都有强大的奖惩系统，但军队和商业组织与宗教的不同点在于，军队和企业不需要制造恐惧，因为恐惧就在眼前，死亡是真实的存在，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

有些领导力研究的专家将“制造恐惧”作为优秀领导者的一大特征，这显然是象牙塔里的“咖啡式想象”——秀才们没上过战场，没到过市场，以为泼天的风浪都是领导者们的恐吓术，岂不知真实的疆场有多么残酷！

杰出的军事领袖和一流的企业家不但不会被恐惧淹没，相反都是利用危机、利用恐惧的高手。英特尔（Intel）的“三驾马车”之一安迪.格鲁夫的一生充满了恐惧，历经纳粹阴影、右耳失聪、难民逃亡，以及英特尔公司无数次的灭顶之灾，“但他把这种恐惧转化成了一种管理手段，影响了一代硅谷人。”

在硅谷大大小小的咖啡馆，到处分泌着征服世界、征服外星的荷尔蒙，到处燃烧着超越的激情，但也四处弥漫着焦虑的气息。

科技加速度地让新技术不断诞生，让新公司不断崛起，让小人物一夜暴富一夕成名，让还没坐稳王座的“王者”皇冠落地……

每家企业都离死亡很近，就连微软这样的巨无霸都“永远离破产只有18个月”——这是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在本世纪初的醒世危言。

华为离死亡有多近、有多远？看看任正非20年前、30年前无比向往的贝尔实验室（曾经的美国国家科技明珠）、摩托罗拉（无线通信的发明者）是怎么衰落的，爱立信、诺基亚怎么被华为超越的，华为的老师IBM今天的困境是怎么形成的……你就知道华为离死亡并不远，5年前，任正非在北京研究所对一位来访的高层领导说：三个月不努力，华为就会垮掉！

任正非与安迪.格鲁夫有很多相近之处。

家庭磨难、少年创伤记忆、青年时期的政治歧视、创业过程中纷至沓来的内外打击，多少次都有可能破产倒闭的经历，使他每时每刻都有切肤的恐惧感。

在华为创立的前10年左右，任正非不止一次产生过动摇，要把华为卖掉，不过他不想给华为戴上“红帽子”——成为一家国有控股或参股企业，他渴望戴一顶“牛仔帽”——让华为成为一家外资控股或参股企业，利用西方公司先进的管理，和一群中国科技知识分子的智慧与勤奋，将华为带向世界级的地位。

任正非曾经差一点将华为以近100亿美元卖给摩托罗拉，在最后一刻被否决了。走投无路之际，只能硬着头皮、从此心无旁骛，一条道走下去，但代价就是永远与危机相伴、与恐惧相伴。

一个个性无比阳光甚至有点强悍的男人，居然能患上深度忧郁症，居然在创业的前20年左右动不动就流泪，可知压力有多大。

与安迪·格鲁夫不同的是，创立华为以来，任正非将外部的无数次压力事件都尽量和公司的极少数人扛了下来，不让恐惧传导到管理团队和员工，用轮值董事长徐直军的说法“老板都自己扛了，我们一门心思做事，危机过去了，我们有时才知道”，更重要的是，“老板是天生的乐观主义”，形势不好时他总在讲“前途一片光明”、“潇洒走一回”，形势好时，他又总是喊“狼来了”、“冬天到了”……

任正非是那种善于将理想与现实、愿景与恐惧不断地进行场景转换和对冲的领导者。

与安迪·格鲁夫相同的是，任正非同样娴熟于将危机、恐惧转化为企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2013年之后的华为，进入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相对舒适区，但“30年的运转，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官僚和惰怠”，这几年组织变革的决心、力度、声势不可谓不大，自我批判的火力和频度不可谓不高，“但总有拳击手击在棉花上的感觉，效果不明显”——一位参与变革顶层设计的高管对此很焦虑。

两年前，我在一个场合讲到：今天的华为可能需要一场危机……

2018年12月初，危机来了，不过有点过于猛烈，比想象中严峻得多：一个超级大国对一家私人合伙制公司的全面围剿。

潇洒走一回，让过程更精彩

企业家是人类社会最稀缺的资源之一，他们普遍拥有三大秉赋：“无中生有”的冒险家；神经粗糙，意志强悍；奉献精神。

世界充满了风险，市场充满了风险，未来充满了风险，对抗风险的唯一法宝就是冒险，太平洋底有300多万艘沉船，绝大部分都是满载着金银财宝的商船，所谓“三分战略、两分运气、五分冒险”讲的就是生意人和企业家。

我在几年前读《乔布斯传》时，桌面上同时摆放着刚读完的《巴菲特传》，我崇拜乔布斯，敬重巴菲特。

乔布斯是从“无”中创造了“有”的伟大企业家，是那种一百年才可能出现的天才，他创造了顾客，并进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沟通方式、生活方式，乃至于思维方式，巴菲特是位卓越的价值发现者，是一位“钱生钱”的套利型超级金融资本家，他们都是冒险家，但对人类的价值贡献却截然不同。

冒险与风险是成正比例的，这是一个悖论：为了抗击风险去冒险，冒险又带来新的风险。

因此这就将企业家们、尤其是卓越的企业家们始终置于一种冒险与风险的轮回之中，命定了他们必须天生神经粗糙，并且在不断的命运打击中意志变得更加强悍。“没有伤痕累累，哪有皮糙肉厚，自古英雄多磨难”。

2018年的“12月事件”使任正非“流干了泪”，但却无法摧毁他的斗志，相反更加坚强和意气风发，两次冒着巨大风险奔赴阿根廷和俄罗斯，主持变革研讨和部署基础研究战略，心有惊雷，面不改色。

与此同时，整个华为进入了“战时状态”，几个月不到，市场和研发两大体系的变革以异乎寻常的规模和速度展开，组织从上到下充满了激情，“外部突如其来的一击，让阻碍华为奋力奔跑的因素，一下子全部转换成了正能量”，“堡垒容易从内部攻破，堡垒是被外部加强的”——一位华为的著名高管如此感叹。

恐惧带来压力，压力转换成了巨大的动力，安迪.格鲁夫娴熟于此道，任正非更是。

2019年1、2两个月，华为的业绩同比增长了35.8%。

奉献精神是领导者立身之本。不可想象，懦夫能够指挥千军万马？一只羊能够率领一群狮子？利已者能够有一大群的追随者？

领导者首先得是英雄，得有牺牲精神，其次才是领袖。

华为这个18万人的商业组织30年来始终洋溢着英雄气，这和它的创始人、它的高层领导群体的成长史、以身作则有很大关系：他们都是从底层、从一线打出来的，在身居高位后他们依然眼睛盯着前线，并且经常冲锋在前，尤其是在面临重大危机关头。任正非就是一位跑遍了世界几乎每一处角落的老英雄，包括战火纷飞的地方。

领导者不仅要为组织构建使命和愿景，洞察危机和转化恐惧，还有至为重要的一点是：永远在现场，永远与团队在一起，奉献利益的同时奉献爱的力量。这中间最根本的是领导者的格局与胸怀。

真正的企业家是为信念而活着、而奋斗、而进取不息的精神物种，就像一位虔诚的教徒，他们的饥饿感更多地是在使命层面，是在过程的体验中，而非财富的堆积，财富对他们而言是工具，是实现使命的手段而已。

推荐各位读加尔法德的《极简宇宙史》，我读了五遍，和作者本人也有多次交流，每一次阅读和每一次交流都令人震撼，它让人从宇宙的层面看地球，看世界，看人生，心胸会变得无比宽阔，同时毫无悲观。

比如银河系这样的星系在浩瀚宇宙之中不计其数，太阳这样的恒星在银河系中有2千亿颗，打个比方，在一立方米的箱子中装满沙粒，每一粒沙子代表一颗恒星，足足要装100个纸箱！我们把太阳这粒沙子染上颜色，然后把纸箱的沙子铺满整个篮球场，随之去找太阳……太阳在那里？而地球又在那里？地球不过是绕着太阳这粒彩色的沙子运转和自转的一粒尘埃罢了！

那么，人类呢？人类的一切辉煌与荣耀、爱恨情仇与富贵荣华，一切的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

守财奴永远是“奴”，无其数的生意人一生为金钱所役，无其数的企业领导人一生为权力所役，无其数的企业家一生为财、为权、为名所役所累，他们都该仰起头来，看看星空，读读《极简宇宙史》，从宇宙观的背景上构建人生价值观。这样他也许会活得更无私些，更开阔些，更进取些，更潇洒些，当然也会更自由些。

20年前，北京大学校长访问华为，任正非提出，退休后希望去北大学习理论物理学，研究宇宙的起源。任正非是一位天文爱好者，也是位不信鬼神的唯物主义者，他是从生命本原的视角想明白了人生的意义。

据说西方有许多知名企业家喜好天文学。中国也不例外，马化腾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做天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