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蒙最受外界关注，但鸿蒙不是被美国制裁之后秀出的第一块肌肉。

自去年12月加拿大事件后，华为密集发布了一系列芯片和服务器平台产品。1月7日，发布服务器芯片“鲲鹏”和服务器平台“泰山”；短短17天后，再次发布5G基站核心芯片“天罡”；3月4日，发布基带芯片“巴龙”，5月，搭载华为自研路由器芯片“凌霄”的新品入市。加上去年10月发布的人工智能芯片“昇腾”、头戴面纱的“鸿蒙”，以及成熟的手机芯片“麒麟”，这些名字均取自《山海经》，至此，华为的山海经军团成形。

重新回到公众舞台后，任正非乐于频繁展示一张伤痕累累的苏联战机照片，他多次说，今日之华为，很像这架苏联战机。历史上这架战机并没有坠毁，反而成功返航，原因在于核心零部件油箱和发动机没有被打中。山海经军团就是华为的“油箱”和“发动机”。

有迹象表明，山海经军团的规模还在不断扩大——《财经》记者查阅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方网站发现，从今年4月开始，华为集中注册了一批商标。同一商标名称按照不同分类，多次注册，总体数量接近200个。这些商标的名字囊括了“朱雀”、“腾蛇”、“青牛”、“青玄”、“当康”、“玄机”、“角虎”等。

他们的使命各自不同，目的却一样——保证华为四个业务主线不被“一掐就死”。

服务器芯片“鲲鹏”，使命是保证华为企业业务在极端情况下维持生存。华为企业业务产品线包括服务器、存储、网络设备，此前主要使用的是英特尔的计算芯片（华为是全球排名前五的通用服务器厂商），有了鲲鹏，华为企业业务和云业务原则上可以继续运转。

有人分析，由于鲲鹏基于ARM内核设计，如果没有美国制裁，鲲鹏在短期内其实很难被重用。

一位华为服务器专家向《财经》记者透露，华为2015年启动研发鲲鹏，至今经过数代打磨，最新鲲鹏920芯片采用7纳米工艺，他认为，这款产品在性能上“已经可以真正与英特尔部分型号的芯片相竞争”。

和“鸿蒙”一样，“鲲鹏”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应用生态构建，但企业业务营收744亿元人民币，占华为总收入10.3％，对整体业务影响有限。

今年1月24日发布的“天罡”，在华为内部被视为华为5G实力的一个突破性高点。它是全球首款5G基站核心芯片，在集成度、算力、频谱带宽等方面均有所突破。如果用数据来表明它的重要性，内置了天罡芯片的5G基站，和4G基站相比，尺寸缩小超50％，重量减至23％，功耗节省至21％，安装时间同样少一半。同时，由于这颗芯片在功耗方面的大幅度下降，5G到来的时候，90％的站点是不需要进行市电改造的。

根据华为不同业务线高管的一致公开表态，以上不同种类的芯片均不对外单独销售，仅作为华为产品的一个部件。这意味着，山海经军团的策略还是“进可攻、退可守”，且更倾向于后者。

华为业务线广阔，各类产品和业务所需芯片或平台软件种类多、总量大。2018年，华为是全球第三大芯片买家，全年半导体采购支出达到了211.31亿美元，同比猛增45％，其中来自于美国的采购大约在110亿美元左右，主要来自高通、英特尔、镁光等美国巨头，采购的芯片类型包括了电脑处理器、DRAM内存，NAND闪存以及一些DSP等芯片。

加拿大事件发生后，任正非签字，几乎涉及华为全业务线全员的B计划快速启动。《财经》记者获悉，每个业务线都整理了一份零部件需求清单，清单详细列出了所需零部件的名称、美国供应商、可替代的他国供应商、目前存货、支撑时间等信息，其间，华为的外部情况时有变动，清单也在随之变化，几乎做到日日更新。

一家软件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该公司此前和华为的一个项目已经进入执行阶段，美国“制裁”生效之后，该项目的一个芯片无法被日韩或国产产品替代，华为因此在这个项目上按下了停止键。

上述人士认为，华为备胎计划的重点是能不能保证在极端情况下生存，替代方案好不好是另一个层面问题。

一位运营商高管向《财经》记者分析称，华为目前在通信业务上主要缺的是FPGA芯片、DSP芯片和模拟芯片，这些芯片的国产化比例低，例如全世界90％的FPGA芯片由美国公司赛灵思和英特尔提供，但另一方面，通信设备生产数量远远小于智能手机，华为备件应该能支撑。

“华为很有可能已经在布局模拟芯片等领域。”上述运营商高管对《财经》记者说。也就是说，已经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网注册的那些“神兽”们的背后，是一盘更大的棋。

《财经》记者暂时无法评估，华为的神兽军团在华为今日实际的业务产品中的具体占比。然而，任正非在5月22日的那场座谈中谈及，他无法预测美国打击华为会持续多长时间，但做好了持久抗战的准备。

山海经军团带给他的更多是活下来的底气。5月22日，他对《财经》记者说，“哪怕我们被打得只剩下9000人，还能东山再起。”

前年开始，任正非频繁谈及“上甘岭”。在5月底的那次咖啡座谈中，任正非解释，上甘岭是中美两国争夺的科技高地，不只是5G，还有很多方面的技术。

其中一句颇有深意：“上甘岭是不打粮食的，但是上甘岭丢了，打粮食的地方就没有了。”

对于华为的山海经军团和备胎计划，业界多有同理心。一位科技上市公司副总经理对《财经》记者感慨：“在科技行业，人们尤其信仰全球分工理念，安心做好一部分就好了，现在才发现，加强自主研发，做好供应链风险管控，其实更难但更重要。”

一些美国公司对华为的备胎计划感到不安。《财经》记者从多渠道获知的信息显示，有美国公司希望华为一定程度上放弃备胎计划，作为交换，他们愿意去游说美国政府放弃“制裁”华为。“不是放弃研发，而是放弃量产，在芯片设计领域，一个实验室芯片的威胁比量产产品小太多。”一位接近内情的人士说。

美国当地时间6月28日周五上午，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费和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甘思德(Scott Kennedy) 发起了一场围绕华为的辩论。这场辩论的主题是“美国应不应该严限华为”？没有采用智库常用的圆桌主题讨论形式，正反双方需要拿出明确的立场。

甘思德希望，这场辩论或许能在美国更大范围内激发围绕华为问题的理性讨论。

很多华人面孔出现在观众席，《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主流媒体也悉数列席。开场前，现场观众投票：61票投给严限华为，67票为反对票。辩论后，结果发转，票数比为75比72。

《财经》记者见证了辩论的全过程。辩论过程持续一个半小时，远不如想象中激烈。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高级副会长欧玉琳（Erin Ennis）是辩手之一。她认为，在西方世界，华为有着很严重的透明度和信任问题，以及产品安全问题。如果它想成为世界级的领导企业，它必须以最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必须让世界听到其改变的声音。

“透明化”，这是危机发生后，华为在全球发力的重点。不过，美国，乃至整个西方舆论场，对中国公司，尤其是华为，具有先入为主的惯性思维。

今年4月24日，任正非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不信任华为，连续十几年来都在打击华为。这次要发声，原因在于“它（美国）用法律的方式来打击华为，我们认为有必要澄清，如果不澄清，会让世界的误解更深”。

此后，任正非几乎每个月都要接受数家中外媒体采访，华为的一些此前并未开放的重点实验室和研究院，也开始向中外产业人士开放。

一位来自美国精英阶层的现场听众对《财经》记者说，这场辩论是美国舆论场的缩小版，针对华为随意断言很容易得到，但延展到更具体理性的内容，在一边倒的舆论氛围中，沉默中下沉，几乎听不见。

欧洲舆论场较美国更有改观，这得益于近年来华为电信设备和手机在欧洲从弱到强，从做大市场到做强品牌的迭代成果。

时任华为西欧地区部总裁彭博去年底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回忆，在华为所有的海外市场中，因为文化优越感，欧洲的本地化是最难的。2007年，他刚到欧洲，每天都要被自己的本地员工下属挑战，“他们不认可华为，也不认可华为的方式”。

前些年，华为的一个办法是尽可能找到那些契合华为价值观的本地精英，并且赋权。目前，华为西欧团队的骨干都是当地人。华为西欧终端团队从2016年的不到200人增长到了现在的600多人，超过一半是本地员工。而华为法国的本地化更彻底，总共950人中，80％是本地人。

华为做大了欧洲市场，确实也为欧洲带来了实际的利益。所以，当美国开始对华为施展出一系列组合拳后，欧洲基本处于中立状态，既不愿意失去美国，也不愿意失去华为（和中国）。对于华为来说，这已经是雪, , 中送炭。

华为的全球舆情监测显示，国际市场上，只有25％的声音是支持和善意的，75％的声音疏离和反对。

在中国，有关于华为事件的正面舆论占据了绝对上风，这一方面源于广大范围的普通人对华为抱有善意，也有中国舆论场对美国政府的既有印象。这带来另一个问题——华为事件很容易与盲目的爱国主义情绪联系在一起。

今年5月，任正非接受中国十余家媒体采访，《财经》记者向任正非提出，目前外界对华为有两派很鲜明的情绪：第一，很鲜明的爱国主义，把华为的支持上升到支持爱国的高度上；第二，华为绑架了全社会的爱国情绪，要是不挺华为就不爱国。

任正非在现场回应称：“不能说用华为产品就爱国，不用就是不爱国。华为产品只是商品，如果喜欢就用，不喜欢就不用，不要和政治挂钩。”

这应是华为在全球舆论战线上最担心的一个点。

和政治挂钩，是美国舆论场指责华为最多的一个点。中国舆论场和国际舆论场相互打通融合，将华为事件上升到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给华为的国际舆论场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中国公司全球化进程刚刚开始，全球文化认同和舆论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配合产品和市场进一步作深的辅助者角色，它确实很重要。在华为，危机的发生，把这条辅助战线，推到了主战场。

华为公司配合舆论战线的另一条战线是法律诉讼和专利博弈。

在今年3月和6月，华为在美国发起了两个杀伤力很强的诉讼，分别起诉美国政府不同部门。

3月6日，华为向美国得克萨斯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提交起诉书。8位被告分别是美国政府、美国总务署署长艾米丽.韦伯斯特.墨菲、美国劳工部长亚历山大.阿科斯塔、美国卫生与社会服务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二世、美国教育部长贝齐.狄维士、美国农业部长索尼.柏都以及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罗伯特.威尔基、美国内政部代理部长戴维.伯恩哈特（现为部长）。

这份起诉书认为，《约翰.麦凯恩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NDAA）》第889条的相关规定违背美国宪法，该条款限制执法机构、联邦政府承包商、联邦贷款和拨款接受者采购和使用华为及其子公司和附属公司生产。

华为认为，NDAA第889条至少违反了三项宪法规定：

其一，违反剥夺公权法案，单独对华为进行惩罚——将其列入黑名单，损害其声誉，否定其对遵守美国法律的具体承诺，并否认华为可以通过任何程序争取清白并避开制裁。

其二，违反了正当程序条款，选择性地剥夺了华为的自由——严重限制华为的商业自由，并拒绝给予华为任何反对指控的法律权利。

其三，违反了归属条款和由此产生的立法三权分立——美国国会裁定华为所谓“有罪”，而不是让美国行政机关和法院裁定任何此类指控。

华为因此起诉，要求法院宣布这些禁令违宪并禁止其实施。

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主任陈有西律师认为，这种针对国家行为的跨国重大诉讼，没有周密的研究和深厚的法律功底很难成功。华为的起诉，抓住美国宪法中立法权和行政权的边际，先以程序违法，再行扩大战果，提请法庭审查NDAA法案的具体规定违反宪法。他甚至认为，鉴于这个案子的特殊性，很有可能将载入美国史册。

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与法学院院长赵宏瑞教授曾兼任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的全球副总裁、首席法务官（2017年），他认为，这个诉讼挑战，是华为做出的一个比较有效的回击：“一个企业起诉美国政府违宪，相对罕见。华为恰恰找到这样一个公法色彩、社会价值比较大的角度，利用法律维权。”

该案立案后，5月28日华为提交简易判决动议。华为称，其提出的“合宪性挑战”是“纯粹的法律问题”，该案不存在真正的重大事实争议，希望法庭尽快作出判决。根据美国法院系统显示的信息，针对该动议，法庭将于9月19日举行听证会。

作为被告的美国政府等，并未坐等应诉。7月3日，美国政府提起动议，请求法庭驳回这起诉讼。

华为法务部负责人向《财经》记者表示，华为对此案仍然充满信心，华为将于8月14日提交最新的案件说明书，“我们期待将于9月19日举行的听证会”。

另一起诉讼发生在今年6月。6月21日，华为向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这些政府部门，质疑其被扣押的电信设备是否在美国《出口管制条例》（EAR）的范围内，并认为对方无故拖延作出是否放行的决定“非法”。矛头对准美国商务部、美国工业安全局、美国出口执法办公室。

这份起诉书称，2017年华为将几款电信设备发往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测试实验室，并计划测试完成后送回中国，但该设备随后在阿拉斯加被美国当局扣押。华为认为美国商务部扣押华为设备并迟迟不作出相关决定的行为“非法”，“被告已对该设备进行不正当扣押632天”。

该案目前也已进入法律程序，法院最新信息显示，7月1日，案件被分配给主审法官。

赵宏瑞分析，这起诉讼中的质疑有价值：该案的第一被告美国商务部即是将华为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的政府部门，也是孟晚舟案中的重要一方，而美国商务部扣押华为的设备已长达近两年，华为选择在这个时机起诉很重要。

两个起诉之外，华为还在专利领域主动发起维权。今年6月，华为要求美国最大的无线运营商Verizon支付超过230项的专利许可费，总计超过10亿美元。

华为是3G、4G、5G核心专利主要持有人之一，在全球注册和申请多项专利。根据IFI Claims专利服务公司统计，仅2017年至2019年1月，华为在美国申请专利数量就达3195件。

随后，美国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的立法提案，旨在阻止华为在美国专利法院寻求专利侵权赔偿。6月27日，华为随即在深圳总部召开知识产权新闻发布会,华为首席法务官宋柳平公开评价：“如果这样的法律被通过的话，将会对全球的创新产生毁灭性影响。”

赵宏瑞评价，华为采取的这些法律手段，有勇气、有策略。此前，中国企业在海外维权的案例也有，但如华为起诉美国政府违反美国《宪法》、质疑美国《出口管制条例》等这些关键性法律，这还是第一次。

“华为找到了有效的切入点，不是见招拆招，而是提出了整体性的、正义性的法律上的质疑。”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