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孩一旦对文艺打起兴趣，爱美便成了理所当然。看到戏曲里粉白嫣红的胭脂颊与琼瑶鼻，她就自己在家拿毛笔画眉毛，用红纸片浸水往脸蛋上擦。十岁那年，母亲涨了工资，给三姐妹一人一块钱庆贺。大姐存起来了，二姐买了支笔。而汤灿，跑去买了一支口红。

「我用火钳夹过头发，我还偷偷穿过姐姐的高跟鞋。那是她最好看的一双鞋子，发现之后气得好长时间不跟我说话」，她后来回忆。

汤灿出生的时候，混乱十年已经接近尾声。一家子人这么多年来没受什么冲击，理所当然会总结出一套生存之道：要么当兵，要么行医。无论世道怎么变，这两个工种总归有人笑脸相迎。没人敢欺负解放军，可解放军也总得看病吧？正好一家都学医，母亲就打算把她送去读卫校，以后当护士，子承母业是理所应当，未来也安稳。

问题是，上卫校要剪蘑菇头，汤灿舍不得那一头齐腰长发，就和母亲闹别扭。母亲宠这个老幺，顺从她的意愿让她上了株洲一所幼师学校。上面还有两个姐姐要供，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紧巴巴，汤灿2400元的学费凑不够，母亲二话没说，当掉结婚戒指给她交了钱。

奋斗二

进入幼师学校的汤灿成绩不好，也不用功，但却第一次有了接触了声乐与器乐的机会。1990年，省里要搞一个大型文艺汇演，湖南师大艺术系副教授李晓贰来株洲审查节目。汤灿是这次汇演的主持人，李教授顺口对旁边坐的老师说了一句：「这女孩艺术感觉不错，如果进行更深入的学习，应该会很有前途」。第二天，老师把对话转述给汤灿。

周末，15岁的汤灿只身一人乘坐长途汽车前往长沙，想要跟这位李教授聊个明白。冬天的长沙寒意逼人，北风刮得脸蛋生疼。跌跌撞撞找到湖南师大，又好不容易翻出李教授住址，到了楼下，邻居却说家里没人。

坐在李教授家门口，汤灿委屈得直掉眼泪，又不甘心就这么回家。她从随身携带的本子上扯了两张纸，写了封信塞进门缝。

「听老师说，您觉得我的艺术感觉不错。我非常想学习声乐，非常想拜您为师。」

回株洲第二天，汤灿接到李教授打来的电话，约她下周有时间再去长沙。

我一见到李老师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别人说这叫「面缘」。

170块的压岁钱做学费，以后的每个星期日，汤灿从妈妈给的每周十元零用钱中再挤出一张车票钱，往返于株洲和长沙。这一年里，她接受了专业和系统的音乐训练。幼师毕业那年，她决定重新参加高考。尽管课程已经落下不少，不过，据说她还是以文化课最高分被武汉音乐学院录取，主修民族声乐。

汤灿本科期间的老师是冯家慧。小姑娘嘴甜，「冯妈妈」、「王爸爸」，叫得两位长辈春风拂面。冯老师宠爱这个学生，于是汤灿常常「一路哼着歌儿」跑到自己家，熟门熟路地打开冰箱，有饭菜就吃

我脚关节不好，有时她看到我的指甲长了，就主动拿出指甲剪帮我剪。她还帮我洗过脚。其实，这些在我们看来很平常，哪家的儿女和父母不是这样呢？

之后发生的事情证明，这并非汤灿出于眼前利益考量而做出的谄媚行为——多年后，冯老师还得到了汤灿赠送的奔驰车，在媒体面前风光了一把。

汤灿不常常待在学校，而是跑到校外参加汇演。据她回忆，有时候赚得多，唱一场可以得到400块钱。90年代，此等报酬，十分可观。而她在校的表现则众说纷纭，唯一可以统一说法的是：唱歌并不拔尖。

武汉音乐学院退休的李老师说，她曾教汤灿试音、练耳等声乐基础课，上学时成绩属中流。另外两位教过汤灿的老师，对她印象深刻，不过倒不是因为成绩：「她在学校不起眼，专业不出色，但她很精明，在校外跑社会关系能力强」。

奋斗三

或许是看出了这个小姑娘志向远大，不可能一直在小地方待下去。大学毕业时，冯家慧对汤灿说：「哪怕去北京居委会，你也要去北京」。

1995年，20岁的汤灿「遵循师嘱」，拎着行李，一个人来到首都奔前程。她抱着两个台灯，给能介绍工作的老师送礼，希望「他用台灯的时候就能想到这个小姑娘」。住在歌舞团的办公室，每天「等办公的人走了，晚上才能进去睡」。

这段艰苦的岁月并没有持续太久。

1996年，汤灿考入中国歌舞团（也称东方歌舞团），成为独唱歌手。两年后，她在当时央视副台长李东生的安排下，登陆央视春晚。此时，她离暴红还有不到一年。

1998年，汤灿登上春晚舞台，被安排参加多位女歌手合唱的一首歌。可到最终彩排，整台晚会因为时间超长必须砍削，这首歌曲临时被取消。她没有逆来顺受，一通活动后，汤灿设法得到了一个男女四人对唱的机会。

其中一位合作者，后来也因新闻事件红过一阵，名叫梦鸽。

第二年，汤灿在北京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随后很快又搬进一套复式房。完全属于自己的睡房、洗手间、浴室、阳台和钢琴房，让她觉得总算有了个归宿。「太兴奋了。我叫上朋友，把家里贴上墙纸，全部收拾好，只用了一天的时间。」

之后，无论是慈善活动，还是央视各大晚会这种弘扬主旋律的节目，常常能看到汤灿的身影。

不过，在民歌界顺风顺水的她，目标远不止于此。